，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是受命于天的，贵于万物，所以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故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关于武帝所问的“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他以积少成多、积小致巨的道理作了解说，指出“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他特别强调:“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这就是唐虞之所以留下美名而桀纣给后人留下教训的道理，“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寖微寖灭之道也。”关于武帝所问的“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他提出了著名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认为道是万世无弊的，所有的问题都是“道之失也”，即在实现道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为了补偏救弊而有相应的变化，这是时代的问题，所以“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从现实的问题来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他对汉武帝的“举贤良方正”作了肯定，认为这是“将欲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可是让他这个学者来论政事之得失，那不妥，“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注: 简介 三公中国古代朝廷中最尊晏的三个官职的合称。周代己有此词，西汉今文经学家据《尚书大传》、《礼记》等书以为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但是他并未就此为止，他又提出了感到奇怪的问题:现在的天下和古代的天下是一样的，“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他对此的解说是身居高位的官吏们“与民争利”，那些“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由此而造成老百姓的日益贫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在这篇对策的最后，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图形。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的建策:“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6］至于公孙弘的对策，《汉书》明确记载是在元光五年(前130年)，这一年武帝再次“徵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了公孙弘。史载:“上策诏诸儒，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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