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还从社会的动态性中进一步强调人的观念和思维的动态性：“如果说我们的任何观念都应视作是人类现象，那么此类现象就不纯粹是个人的，而主要是社会的，因为它实际上从集体的持续演变而来，演变的一切因素和所有阶段基本上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如果说，一方面人们承认，我们的思辨不得不一贯依赖我们个人所在的各种基本条件，那么，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它也服从于整个社会进步情况，而绝不可能具有形而上学者所设想的绝对稳定性。”在此，孔德很明确地肯定了人的观念是“人类现象”也即社会现象，是受社会影响、受客体性文化影响的，因此人的特定观念、特定思维能力和特定思维方式，是与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与特定文明状况密切相关的。例如，“现代的社会性使工业生活愈来愈占优势，它必然强有力地推动伟大的精神革命。今天这一革命正把我们的智慧最后从神学状态提高到实证状态。”㈣所以他借着批评孟德斯鸠、卢梭等，含沙射影地批评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认为文明的发展“规定政治的作用”，而每一种文明都是与其时代相适应的，不能把上一世纪的启蒙理论应用到这一世纪来。如果忽视了文明、政治进步的过程，“过于重视政府的形态”，而“企图实现过于超过文明现状的进步”，那就是“空想的东西，必然归于失败”。这即是在主客体文化关系中强调客体性文化对主体性文化的功能作用。促进人类进步的社会实际上是文化社会，反过来，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性也就是人的文化性。由此可见，文化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孔德那里虽未言说，但却是昭示着的。所以，人性在孔德那里固然是社会运动的一个逻辑起点，但却并非本体论意义上的第一存在和第一动力，实际的动力来自文化内部，来自文化关系，用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人与社会，或者说主体性文化与客体性文化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必然推动双方的发展。
　　对这种文化关系作用的客观逻辑力量和规律，孔德往往以“自发”一词来表达，例如他在谈到人的道德塑造时，就肯定“文明的自发进程会带来良好的持续发展，认为日益社会化的实证精神，“它在自发形式下已经发挥了效用”。所以，他虽然强调主体性文化的社会动力作用，强调实证精神扩展对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影响，但却排斥英雄史观，批评拿破仑复辟军人制度所犯的在把握时代性质上的错误，否认英雄的个人意志可以对抗客观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的方向。
　　
　　三、文化社会学视阈中从实证哲学到人道教的内在逻辑
　　
　　理解了孔德思想的文化社会学性质，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宣传实证哲学，倡导科学实证精神，提出建立实证社会学，在《实证政治学体系》中却又大讲道德情感，展望人道教了。
　　
　　1、统一主客体文化的文化社会学取向使然
　　孔德文化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是通过统一主客体文化而实现社会的秩序与进步，而实证精神，是孔德所认定的应该并且有能力担负起新的文化统一重任的文化精神。对此他指出：“逻辑一致性的优势今后必然转到实证精神方面……它是造成认识广泛一致的实在的唯一源泉”。而所谓实证精神，其内涵是“人类思想承认不可能获得绝对概念，不再探索宇宙的根源和终点，也不再去认识现象的内在原因，而只是把推理和观察结合起来，去发现它们的实际规律，也就是去发现这些现象间不变的连续和相似的关系”。所以他强调实证精神对认识的统一是一种认知方法的统一而不是认知内容的绝对统一：“由于各种基本现象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千差万别，我们的科学肯定无法达到全面的系统化。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只寻求从总体上考虑的实证方法的统一，而不企求真正科学上的统一。”由此可见，作为“造成认识广泛一致的实在的唯一源泉”的实证精神，是一种归属于人的智慧和理性能力的认知方式，应当归属于主体性文化的范畴。而“认识广泛一致”则是作为主体性文化精神的实证精神广泛扩展所必然达到的客体化结果。
　　要使这一认定令人信服，自然需要对人类主体精神与客观知识体系演变的过程与统一趋势作基础的和系统的认知性阐释，这便是孔德《实证哲学教程》重点所做的工作：阐释实证哲学，考察人类精神演变历程，对科学进行分类(包括提出社会学)，从学理上统一实证知识体系，论证认知性统一的实证文化时代的到来。由于孔德在此是从认知上对人类知识一致性新阶段的到来加以说明，所以这一说明侧重的是人的属性中智慧理性的一面，即通过阐释人类认知方式上的一致——归属于实证性而达到知识的一致性。再由于这种说明是以从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自然科学认知发展序列为基线再到社会学的，因而实证精神被突出为一种自然科学精神。这就是很多人以科学主义看待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所倡导的实证精神的重要原因，也是很多人以科学主义标签的实证原则要求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原因。
　　但其实孔德思想的逻辑到此并未结束。在文化社会学视阈内，作为认知方式的实证精神实质上首先是归属于主体性文化的范畴，代表主体性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为了能够脱离人类的初生状态，人们多么应该认真培养真正的实证精神。”而文化发展的逻辑客观上是在主客体文化对立统一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展开的，作为主体性文化的实证精神必然要客观化，承担起文化源泉的角色，创造新型的社会文化，推动客体性文化向符合主体性文化精神的目标转变。而这一目标不可能仅仅局限和停留在既存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范围内，还必须包括所有客体性文化领域。正因为如此，孔德对实证精神的认定怀有强烈的现实取向和社会取向，实证哲学被看成是“实践中最重要的哲学……被看作为改组社会的唯一的坚实基础”。这样一来，实证哲学就与社会学、政治学密不可分，实证哲学的基石上就应该要进而构筑社会政治大厦。所以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上对实证时代的到来做知识统一性的学理性阐释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社会、政治改造的可能性与实现途径作进一步的操作性展望，集中探讨社会政治问题，实现主客体文化的全面统一。这便是孔德实证政治学的工作：建立实证政治学体系，论证社会秩序的基础，展望社会进步的途径。因此，《实证政治体系》中所重点讨论的社会政治改造问题，不过是《实证哲学教程》中所提出的实证社会学研究方向的落实罢了。关于这点，孔德讲得很明白：“所谓实证主义，本来是作为一种哲学和一种政治学建立的，两者是必然不可分的，一个是同一的普遍体系的基础，另一个是体系的目的。”而社会是人际关系与人际互动的结合体，情感与道德在社会关系中的存在和在社会互动中的作用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因而孔德在完成文化统一的文化社会学取向驱使下进入社会政治领域时，就不能不把文化统一的目标重点扩展到人类情感与道德，为实证体系注入情感要素。恰如他自己所言：“关于实证精神的高度社会性特点的这一说明，如果不加上对其可最终系统归纳人类道德的自然能力作扼要估量，那还不是十分完整的，而这一方面，向来是人类任何真正理论的主要应用之处。”
　　所以，从实证哲学到实证政治学，从强调知性到强调情感、强调道德，并不是孔德思想混乱、兴趣转移或受生活事件影响的一种偶然结果，而是有其统一在文化社会学取向中的内在逻辑。
　　
　　2、文化人性论的逻辑结果
　　孔德将实证主义哲学建立在人类精神发展的三阶段论上，这种从神学、形而上学到实证阶段的发展，在文化社会学视阈中，就是人性文化化、主体性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人性既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历史演变的内涵。如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所看到的，在孔德那里，“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性发展和成长的过程”。
　　虽然在原初的意义上，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人性在孔德那里还包含自然义，未脱抽象人性的窠臼，但作为历史演变内涵的人性在孔德眼里却并非抽象与凝固的，而是饱受时代与社会文明的浸润或激荡而处于动态之中。所以他强调在对人性的把握上，“唯有社会观点能够包容丰富的现实感……因为人并非在孤立状态下发展，而是在集体中发展的。”因此，在孔德那里，人性其实就是人的文化性。这样，一方面，文化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皆来自人性的文化性提升，人性也就是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动力；另一方面，人性因而充满变化的张力，可塑性强，具备改造提升的可行性。所以他在思考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时，自然地从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人及其属性着眼。他说，“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原动力的状况，因而我们的主要对策就该是对此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人类现象(个人的或集体的)既然是一切现象中最易改变的，我们对此等现象的合理干预自然产生广泛的效果。”
　　既然人性就是人的文化性，那么人性的内容，就不可能始终局限于《实证哲学教程》中所阐释的人类知性的一面，而逻辑地必然要包括属人的全部可以文化性提升，同样也可以对社会发生影响的全部主体属性。其实早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孔德就提到过：“人类的进步实质上就是人类所固有的道德和理智品质的进化。”所以孔德后来进一步把人性明确为一种理性智慧和社会性情感的结构：这一基本人性结构“把人性和单纯的动物性鲜明地区别开来……两种天然联系的性能，互为手段，互为目的”。因而在考虑提升人性，推进主体性文化发展时，二者不可偏废，要“尽可能使人的属性，即知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优于动物性”。可见，孔德从认知方法上阐释认识的一致性，目的是论证社会秩序和进步的主体性文化基础；他从情感倾向上阐释情感上的共通性，目的还是论证社会秩序和进步的主体性文化基础，二者是主体性文化的一体两面：“认识一致是人类任何真正结合所必需的基础，这一结合又与其他两个基本条件有相应的联系：感情上的充分一致，利益上的某种相通。”正因为如此，他十分重视教育对于提升主体性文化的作用，以自己身体力行的教育活动作为普及科学实证知识，追求秩序和进步的操作性实践；另一项操作性实践便是进行情感教育，鼓励道德培养，宣传人道教。
　　
　　3、文化终极关怀的牵引
　　孔德思想的文化社会学取向，决定了孔德社会改造方案的文化建构性质。而文化，无论是作为人的超越精神的表征，还是作为人的安顿身心的意义世界，其最核心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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