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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会学视阈中的孔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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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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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先生则赋予它一套伦理道德的价值内涵，“‘现代性’体现的是理性和启蒙的精神，它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对现代性概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他归纳了三种现代性的不同用法：即分别作为时期、特性和经验的现代性。在具体论述中，他采取了现代性的第一种涵义，即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时期，“现代性因而是一个时间／历史概念，我们用它来指在独一无二的历史现时性中对于现时的理解”。若按此涵义理解，我们说现代性和现代是同义的，凯尔纳在书中直接采纳了卡林内斯库的这一用法，他说：“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
与前两个概念相比，现代化(modernization)则是一个较为晚近的概念，它大致产生于上世纪初叶，直到20世纪晚些时候才被社会科学家们广泛使用。modernization是由动词modernize演变而来的，modernize的基本涵义是使现代化(成为具有现代特点的、成为现代的)，使适合现代需要。由此推论，现代化具有两个基本词义：一个指成为现代的、适合现代需要的，这是一个过程；另一个指大约公元1500年以来出现的新特点、新变化，这是一种状态。凯尔纳采取了第一种词义。认为现代化是现代性借以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与殖民世界的动态过程，是一个标示了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文化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最后我们要阐释的概念是现代主义(modernism)。霍林杰认为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特指若干种文学、艺术、建筑领域的风格和运动，如艾略特、伍尔芙与乔伊斯所代表的文学运动，或是塞尚、马蒂斯与毕加索所代表的艺术运动等；后者泛指整个现代性包含的所有文化。卡林内斯库也认为现代主义意味着文学艺术方面的运动、信条或趋势。事实上，霍林杰和卡林内斯库的概括不无道理，现代主义的确最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后来又被用于描述现代时期的艺术运动(如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其他前卫运动)，直到最近十几年，其广义的用法才逐渐出现。所以，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同的是现代主义的狭义用法，凯尔纳也是在这层意义上使用的。
以上是对现代概念之语义星丛的简要分析，以此为基础，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后现代概念了。从字面上看，后现代意指现代之后，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现代指的是文艺复兴到当前时代，那么后现代还存在吗?在大部分后现代理论家(如鲍德里亚)看来，当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足以说明我们已经离开现代，进入后现代。然而，在绝大多数现代理论家(如哈贝马斯)看来，当前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足以证明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当前时代与先前时代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凯尔纳在此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后现代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但后现代社会断然没有到来。如果用一个坐标系来定位凯尔纳，那么应该是哈贝马斯——凯尔纳——詹姆逊——鲍德里亚，最左边的哈贝马斯是现代性的忠实守护者，他坚持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最右边的鲍德里亚是后现代的强烈拥护者，他认为我们已经处在类象的后现代社会；詹姆逊和凯尔纳介于两种极端观点中间，在他们看来，历史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但若做细微的区分，凯尔纳显然是偏向哈贝马斯一边的，因为他在事实上否认了后现代社会，而詹姆逊则承认了后现代社会。
在凯尔纳那里，后现代性直接对应于现代性概念，也是一个时间／历史范畴，它指的是紧随现代性之后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然而，在具体的理论运作中，后现代性并不是凯尔纳关注的主要对象，作为左派激进理论家，他更关注“后现代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发展关于当前时代的批判理论与激进政治”。关于凯尔纳对后现代理论的批判，我们暂不探讨，这里仅谈一下凯尔纳对后现代主义者的界定。在《后现代理论》中，凯尔纳将福柯、德鲁兹、加塔利、鲍德里亚、利奥塔、詹姆逊、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统统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可以看出，凯尔纳的判断标准是比较宽泛的，即以理论家对社会和时代的基本判定为最终标准。按照他的理解，凡是坚持后现代社会已经到来的理论家都可以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其实，凯尔纳对后现代主义者的界定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绝对，如他本人也承认：“并非本书(《后现代理论》，笔者注)讨论的每一个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后现代主义者”。
二、“后”之内涵
具体到后现代概念，我们说理解“后”字背后的思想内容才是关键。在《后现代转向》一书开篇处，凯尔纳就为我们揭示了“后”的内涵。它首先是一个历史分期术语，意指一种历史顺序，在此顺序中先前的事件被替代；同时，它还常常与一种启示色彩的断裂感相联系。凯尔纳的指认十分重要，他道出了“后”话语的一个共性，即强调历史的断裂。如“后工业主义”表示工业时代的结束，以知识和信息为组织原则的新社会的到来；“后福特主义”标志着与福特主义刻板特征直接对抗的灵活积累体制的诞生；“后历史”标识的是意识形态和历史的终结，一切止步于资本主义社会；“后马克思主义”则代表一种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的新理论形态。
然而，术语“后”一俟与“现代”搭配，内涵就变得复杂了，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对它都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后”可以表示当前时代与先前时代的断裂，这里又分两种情况：(1)表示同现代的一切理论和实践积极决裂。这种理解通常将现代视为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主张与之进行公开的决裂，而将后现代视为一种新的进步话语和实践，认为它是对新事物的肯定。持这种观点的后现代主义者主要有福柯、利奥塔、德鲁兹和加塔利等。(2)表示同现代的一切理论和实践消极决裂。这种理解通常将后现代视为一种可悲的倒退，一种传统价值的陨落和确定性的丧失，而主张保留现代性的价值。持这种观点的后现代主义者主要有詹姆逊、哈维、贝尔等。另一方面，“后”还可以表示一种与先前时代的继承和连续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将后现代视为现代的另一种形式，如卡林内斯库就把后现代看成是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后现代主义不是用来意指一种新的‘现实’或‘心智结构’或‘世界观’的一个新名称，而是一个视角，借助这个视角，人们可以就存在于多重化身中的现代性提出某些问题”。依照这种观点，后现代不过是现代的一种变化，一种现代性内部的改变，或者说后现代是现代的某种强化形式。从总体理论特征上看，凯尔纳是赞同这一观点的，他始终否认后现代是一种全新的话语和现象，认为它不过是现代的激进化，表面上看，当前社会中的一些经典现代现象(商品化、大众化等)似乎在后现代的作用下已经内爆，其实不然，它们不过是被局部放大或加强而已。也就是说，后现代的秘密不过是将现代的某些局部特征放大到令人吃惊的程度罢了，它并没有产生什么“新”事物。根据对“后”的不同理解，凯尔纳将后现代主义者分为极端派和重建派(温和派)。极端派主张与现代(性)和现代理论彻底决裂，强调后现代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新的历史时期，呼吁建立适合当前时代的新的理论和政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鲍德里亚，另外，福柯和利奥塔有时也持这种观点。重建派则主张将现代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结合起来，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他们通常对现代理论保持一定的敬意，总是有限度地运用部分后现代的理论观点，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詹姆逊、拉克劳、墨菲、哈维等。
三、后现代产生的原因
面对后现代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任何简单的理解都是非法的。作为一种知识理论和权力话语，后现代话语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原因。有人将后现代话语视为一种时尚，预言其几年后就会衰亡，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后现代话语不但没有衰减，反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那么，究竟是什么支持着这股思潮?后现代究竟是一个偶然而得的理论怪胎，还是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凯尔纳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群基础等方面对后现代现象进行了一番发生学的考证。
(一)20世纪60、70年代政治实践和社会运动的产物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爆发了“五月风暴”，这场“风暴”由法国迅速刮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这次运动的主体是学生和工人，但我们看到其斗争的矛头已指向二战后众口一词歌颂的“富裕社会”那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虽然激进的学生运动最终烟消云散，未能像当初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在学生运动之后会继续掀起革命的巨澜，但其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当时参加学生运动的一批青年激进知识分子(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詹姆逊、哈维、德鲁兹和加塔利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后现代理论家，所以，把后现代视为60年代政治失败的产物并不为错，如早期鲍德里亚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就直接来自60年代政治的失败。同时，60年代的政治实践还直接导致人们对现代政治学的普遍怀疑，如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就认为马克思所提倡的革命政治学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社会，因为主体已经普遍破碎，存在的仅是一些边缘化的主体性。当然，除了上面谈到的消极影响外，60年代政治运动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与新社会运动的结合上。在凯尔纳看来，新社会运动与以往的社会运动有所不同，它是以后现代理论为逻辑支撑的，同时，新社会运动的发展也有利于发展出一种“反抗的后现代理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后现代话语的产生和蔓延。
(二)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实践领域的政治运动尽管对后现代话语的产生至关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一种理论内部的逻辑跃迁。众所周知，后现代话语最重要的进展在法国，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原因外，可能还要归功于60年代法国哲学社会理论激动人心的发展。在60年代的法国学界，语言学结构主义和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学是两大主流话语，这两种思潮提出了新的语言理论、主体性概念和社会概念，主张用语言、社会结构、符码、规律等描绘社会现象，拒绝一切人本主义。结构主义思潮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消解了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概念，从此主体不再是绝对的，而是被视为结构的建构物。正如结构主义对现象学、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一样，后结构主义很快对结构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模式提出了挑战。后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者追求基础、真理、客观性、确定性的做法是虚妄的，他们并没有真正和人本主义划清界限。后结构主义于是主张坚持一种更为彻底的历史主义立场，认为一切意识、意义、认同都随时随地发生着变化。如在对待语言的问题上，它比结构主义更强调能指的地位，更强调文本意义的生产性和不稳定性，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巴特对阅读、读者文本意义的重释等无不印证了这一点。正是60年代法国知识界的上述发展直接导引了后现代话语的诞生。其实，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这里我们要做出鉴别。首先，两者有一种传承关系，在话语理论问题上，就强调话语理论的优先地位而言，后现代理论追随了后结构主义。如话语理论家主张，意义不是简单被给予的，而是通过大量的制度性实践在制度性场所被构造出来的，后现代理论家福柯也主张，我们应该关注话语背后的制度性基础和预先存在的权力关系。另外，如果我们把话语理论解读为符号学的变种，就会发现巴特等人的符号学理论与早期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之间的逻辑关联，后者正是有效借鉴了前者的如下假设：“心理、社会以及日常生活乃是由语言、符号、形象、符码以及指意系统组织起来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两者的差别，正如凯尔纳总结的，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比后结构主义内容更为广泛的概念，如果说后者主要是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和主体性模式而存在，那么前者则是一种普遍的理论、文化和社会思潮。
(三)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生产必须根据他们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历史结构才能理解。同样，后现代理论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必然是社会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使法国的经济陷入全面瘫痪，但战后不久，法国就重整旗鼓赶了上来，截至1975年，法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生活中的比重已提高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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