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以“老房子”、“老照片”等一批出版物热为契机，以充满怀旧情结的“张爱玲”热为焦点，以陈逸飞、苏童等民国姨太太叙事的文艺作品为支撑，以怀念毛泽东、样板戏等社会心理为基础，再加《万象》等30年代的上海杂志为命名的刊物的创办，知识界的国学热、民间热、考证热、文化随笔热等话题和现象的兴起……怀旧，已经构成了中国当代社会一道既迷人又老态聋肿的风景线，并形成一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的价值心态：旧的比新的要厚实、可靠、久远。

本来，作为一种生存选择和爱好，喜欢怀旧和喜欢趋新，均是无可厚非的，也不值得讨论。不能说喜新厌旧讨厌，也不能说喜旧厌新就好。就像我们不能说喝咖啡比喝茶好，也不能说穿西装比穿中山装要好一样，也就像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好，或柏拉图比孔子好一样。因为不仅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且因为新事物和旧事物在根本上是各有利弊的，很难绝对化。比如中山装严谨而有中国特色，但缺乏活泼感，而现代休闲装的利弊则正好相反。我们不能说谁好谁坏，而只能说在特定情况下你可能会喜欢什么。但是，当怀旧不仅成为一种个人爱好，而且成为一种时尚，而且成为一种文化价值取向时，当这种价值取向可能成为当代文明创造的无形障碍而又不被人们自觉时，尤其是：当怀旧成为物质发达、文化守旧的一种东南亚模式在中国有可能被现实化、而又不被人们察觉时，怀旧就不仅需要批判，而且必须被批判！

对怀旧原因的一个老生常谈的判断是：社会越是现代化，人们的心态越是容易恋旧。比如全球性的文化寻根，就是全球性的现代化带来的——这个意义上的怀旧，80年代的中国寻根派作家呼唤“最后一个渔佬儿”时就有了，所以不值得奇怪。在这一点上，恋旧可以是、而且应该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现象——只有回头看看，才好继续朝前走，而朝前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看。如此一来，说20世纪中国人一方面反传统，一方面又特别眷念传统，其实都是没什么好说的，也就是说正常的——这一点，在莫言对“我爷爷、我奶奶”们既恨又爱的矛盾态度中可以看出。但如此解释中国近年的怀旧现象，便又有些简单而不太着边际。

记得前几年有部电影写北京人的四合院，拆迁时很多人总是对旧居恋恋不舍一样，甚至也有赖着不想走的，乃至和安置人员扭打起来，尽管最后还是不得不走。迁新居和守旧居在此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彼此冲突的文化符号：它可以反映出中国当代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比如我们已从农业文明进入了工业和商业文明，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人朝前走是在“不得不走”的情况下才走的——宛如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洋人的枪炮下打出来的一样。它所能说明的情况是：除了特困户，很多人搬家也是在不得不搬的状况下才搬的。这使得中国人并没有审美意义上的怀旧，而只有守着现成的东西不放的“老母鸡抱窝”的心态——恋家心理。所谓“恋家”，那就是将脸依偎在旧事物里，而不是只远远地看着。中国人不会为一个看不清的新事物去冒险，去舍弃旧事物，所以中国人理解的“新”便永远不是自己创造的，也就永远不等于西方人在告别中世纪后对古希腊的审美性眷念。一般地说，只有当新事物已经不新并且已经现实化的时候（或者不新不旧的时候），中国人才愿意去尝试——比如只有在看了新居以后，大多数人才愿意放弃旧居，比如在看了话剧之后，中国人才将传统戏曲称之为旧戏，比如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将西方“新思想”抱在怀里，才愿意放弃“旧思想”（尽管那“新思想”在西方已经成了“旧思想”）。也因为此，中国人“反传统”，是因为看到了西方的强大以后，才愿意视自己的东西为落后。而一旦“新思想”无效，一旦“反传统”不成，他们很快就又对“旧思想”充满怀念，从新念叨“生姜还是老的辣”起来，便也同时反起西方来。这就使得新与旧在中国人眼里永远是相对的，此一时彼一时的。孰是真正的新、孰是真正的旧，慢慢便有些模糊不清，也不十分重要，全凭自己的生存感受来判断。而孔子，也就这样一会儿成为孔老二，一会儿又成为孔圣人。这么一来，中国人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带功利性的“恋旧”，而整个儿是一个“守成”——即喜欢守着现成的东西挑三拣四。中国人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旧，因为新的一转眼就旧，而旧的一转眼便新了．比如喇叭裤风行了一两年，我们现在还真不好说它是新事物还是旧事物。因为我们不是面对即将到来的、模糊不清的“新文化”而怀旧的，而是无所依靠又不得不依靠的时候来怀旧的——什么可靠便怀念什么，而怀念什么便也就想得到什么，得到什么也就想守着什么。

知识界关于怀旧的看法也确证了我的这一感受。正好手头有一本《万象》（1999年第2期），上有鲲西谈“怀旧情”一文，说“怀旧不只是恋旧情，它是一种文化，想要召唤回来的是精神的价值”，算是对怀旧的一个总结。鲲西没有解释我们现在怀的是一种什么文化，也没有说怀的是一种什么精神价值，这样一来便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解，以为“怀旧——文化——精神价值”是一体化的，也容易推论出“精神价值”不在前面召唤、而在后面俯拾的结论。我想，如果现代化中的“精神价值”不在前面而在后面，那么这与前面所说的中国人的守成意识与新旧模糊不清的观念便暗合了。如果“文化”只是在“过去”，那么“文化”的“创造”便不可能。如此一来，中国人的精神特色，便与“尊老”、“复礼”、“宗经”等密切相关了，便也因此与保守没有什么两样。

自然，我愿意首先理解“怀旧文化”对当代物欲化现实的抵抗意义：心灵和精神上的依托感，与现实欲望满足和快感寻求永远是两回事；也愿意理解鲲西所说的“文化”与“精神价值”，主要是针对当代所谓“物欲横流”、“精神衰退”的现实而来的。它至少包含这样两层意思：1，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是不能没有历史的，也是不能遗忘历史的。而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便是怀旧。怀旧便是一种精神活动。但有趣的是：所有的新文化，大多都是在没有历史也无旧可怀的情况下创造的：人类的诞生是历史的开始，所以自然界漫长的演变，无关乎人类的历史，因此对人而言也就不是历史；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基本上始于先秦，所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先秦知识分子，并没有多少“旧”可怀，除了孔子念念不忘“周礼”，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远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文化”可回顾；美国、日本这两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恰恰是两个最没有“历史”的国家，也是两个没有什么旧可怀的民族。而那些“历史悠久”的民族（如四大文明古国），则先后在人们的“怀旧”中一个个衰落了。如此一来，以“历史”为怀念对象的“文化”和“精神”，究竟起的是什么作用？便被作为一个问题严峻地提了出来。2，一般说来，人与动物的区别，便是人有精神，所以强调“精神”无疑是重要的——这一点笼统地说永远不会过时。但假如“文化”有创造和守成之别，“精神”大概也就应该有创造和守成之别，不重视这个区别，大概可能也同样是一种不重视“人”。这是因为：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人有精神与文化，而动物没有精神与文化——当我们不能对精神与文化进行更为具体的界定时，我们也说不好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比如我们不能因为人与动物都有欲望，就说人与动物是一回事；也不能因为人有了文化，就说人的精神和动物都不一样。由于动物只是依托欲望来实现欲望，而人除此之外，还可以依托理性来实现欲望，所以人的特性只能定位在“离开”本能的“本体性否定”张力之中。同样，如果猴子有会娱乐的精神，人也有会娱乐的精神，当他们的精神和欲望都只能是消费性的、回顾性的时候，那么属于人的“精神”，便只能定位在“创造性精神”之中。这样，如果用“消费性精神”、“依附性精神”来定位文化，全部自然界对依附于它们的动物来说，焉能不是这种文化？在自然界中随心所欲，又焉能不是一种人类也憧憬的自由的精神？在此意义上，指责当代社会没有“精神文化”，只不过是在说当代社会没有过去的“精神文化”，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当代社会不会创造出新的“精神文化”。既如此，“怀旧”就只能是动物也可能有的一种“精神文化”——所以在莫言的《狗道》中，当狗儿在阳光下对远方迷着眼的时候，我们又怎能说它们一定不是在怀旧呢？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九斤老太感叹世风日下的怀旧区别开来呢？而如果怀旧——尤其是中国式的沉湎性怀旧，一定程度上只是人与动物共同具备的“依附性本能”所致，“怀旧”又怎能说是一种有创造意义的文化呢？

不错，“怀旧”很多时候怀念的确实是人类创造性的文化成果——当然也包括人类复制性的文化成果，所以怀旧的内容是鱼龙混杂的。在“怀旧”中，我们可以缅怀我们昔日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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