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为此，苏童的《妻妾成群》和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与陈逸飞同类题材的绘画，掀起了一阵“姨太太”热，就不足为怪了。这道与“旗袍的复苏”相异成趣的风景，是以女人们围着男人争风吃醋展开的，并衬托出“姨太太”们的生存性质——时刻准备着被男人们“吃”。苏童和张艺谋的作品告诉我们：在中国，即便是女大学生，在骨子里也是愿意去做“姨太太”的，因此，“姨太太”文化与受教育程度无关。再进一步说，以教育为基础的“现代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中国人对“姨太太”文化的眷念心理，恐怕还是一个疑问。相反，苏童告诉我们的一个真实状况是：女人的本性对男人就是依附的。即便是一个女强人，恐怕也是准备着依附男强人的——女强人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中国的男人都不怎么行所致。而依附着的女强人，其“强大”就体现在她能战胜其它女人，实现其依附的理想。因此，无论男人们怎么抛弃女人，女人也就是重新寻找依附对象，而不大可能改变其依附的本性。而且，女性依附还有一个特点是排他性和独占性。苏童笔下的“姨太太”们，争的就是这种独占鳌头的位置。在此意义上，女性精神上的“独立”，至少对中国的女性而言，我看多半是一句空话。因此事实上，“独立”多半会导向“独占”。而所谓女性的经济独立和精神自由，在我看来只是“人的解放”的范畴，丝毫无关于“妇女解放”。换句话说，女性即便经济上独立了，心理上还是时刻准备着依附男人的——女人骂男人的时候，诸如“嫁给你倒了八辈子霉”，其实就是在骂男人靠不住，就是在想通过骂而能有所依附。而一旦女人觉得靠得住的时候，便把其它女人和男人都不放在眼里，有一种自己就是太后的感觉——这一点，应该是苏童和张艺谋笔下的“颂莲”的共同之处。

这样，以“颂莲”为代表的“姨太太”们在中国当代作家笔下复活，就暴露出以下两个问题：1，中国当代作家之所以热衷写“姨太太”，张艺谋之所以热衷将“姨太太”们介绍给西方，主要不是因为现实中我们在许多地方发现了“小老婆”文化的复活，好像当代作家写“姨太太”是为了反映现实问题，而是因为中国人本质上就是一种类似“姨太太”的心理，就是“姨太太”产生的土壤——当我们不能成为“颂莲”们依附的对象陈佐千时，我们就只能争着成为陈佐千宠爱的对象：所谓汉学家们依托于西方学者，便不把国内学者放在眼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依附于西方文化，便不把传统文化放在眼里，更有甚者，中国知识分子的相互倾轧、攻击、争斗，我看比“颂莲”们为一个男人的争风吃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而学术界的所谓话语权之争，在根本上恐怕也是“姨太太”们的“独占”心理的显示。这种“独占”就是独自拥有对所依附对象的发言权。比如谁是正宗的海德格尔研究专家，等等。这也足以证明：作为被“怀旧”的“姨太太”们，与作为“新生代”的我们，其实是没有根本的差异的，孰新孰旧在此也就是没有真正界线的。因此，当现代化无情地开始阻隔我们的依附性时，我们对“姨太太”们的怀念就是正常的了。2，对“姨太太”们的怀旧性抒写，是因为一群“姨太太”围绕一个男人转，充分体现出中国男人和女人们的享乐主义本质。当男人不把女人当人，女人也不把男人或自己的同伴当人的时候，大家竟然都能体验着对快乐的受用。这意味着，现代性所蕴含的人的平等、尊重，是与人的快乐无关的一个世界，当大部分人还不习惯这个世界时，对享乐的眷念便情有可原。“怀旧”，在此实属于我们摆脱现代化的一个方式。只是，从“把人当玩物”中体验到的快乐，已经是原初社会游戏性快乐的一种异化——游戏的本质在于游戏者的平等性和非专制性。如此，游戏才能体验到智慧的与本然的快乐。但陈腐的“享乐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健康的“快乐文化”，乃在于“享乐文化”是“快乐文化”的放纵形态。因为“快感”是自然的，而“享乐”则是人为的——自然的快感是稍纵即逝的，而人为的享乐则通过快感的制度化而企图始终生活在快感中——这应该属于对“快感”的贪婪。所以，当一个男人妻妾成群并且欣赏着妻妾成群时，他实在是在欣赏着自己可以“不断快乐”的为所欲为。而当女人们要获得支配人的快感与有所依附的安全感，她就一方面不得不认同这样的“姨太太”身份，认同自己被玩的性质时，而且还会争夺“越小越好”的位置。这样，作为一种配合，男人在快乐上的专制便被合理化了。于是，本来有问题的“姨太太”文化，便成了理所当然的“姨太太”文化。本来合理的快乐，便成了中国男人愿意沉湎于其中的声色世界——这个世界和禁欲一样，均属于快乐的异化。这种异化，在我的否定主义美学中便直接等于“丑”。一个人处在“享乐主义”世界中，他就不仅不可能思创造性进取，而且连一般的进取心也很难谈得上了。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大红灯笼”就是为西方人挂的，那么我想说：这种举动本身就属于“姨太太”的举动——媚西方这个“陈佐千”的俗；而“大红灯笼”作为传统文化不衰的一个象征，就与“大红旗袍”的长久不衰如出一辙—— 一个依赖于各种“陈佐千”的各民族、团体与个人，不是争着成为“颂莲”那样的可欺负同类的“大”，便是争着成为“颂莲”那样的可讨好于主子的“小”，但就是很难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人”。

                                                                     三、毛泽东、样板戏和中国式审美文化

应该说，今天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竟然与对民国姨太太的怀念并行不悖，似乎是有些滑稽的——它不仅说明我们怀旧的价值取向可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而且也说明我们的怀旧是只及对象一点不及对象其余的。因为毛泽东就是以革资产阶级的命起家的。而资产阶级在毛泽东的眼里，无疑代表着全部旧文化——知识分子如果只能承传过去的旧文化，毛泽东肯定就不会喜欢知识分子；封建老爷如果只能守卫过去的旧文化，毛泽东肯定也不会喜欢伺候老爷们的姨太太，所以让毛泽东看《大红灯笼高高挂》，他肯定会气不打一处来。问题在于：一个出租车司机为什么刚看完《大红灯笼高高挂》，又一头钻进挂有毛泽东像的车里，去悠然地开始他的工作？姨太太和毛泽东如果同时被当代人怀念，这里面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心理？

一般地说，怀念毛泽东时代，可以归结为人们总是习惯用过去好的东西来比较今天不好的、或一下子还看不出好的求完美心理——当现实不可能完美的时候，我们就会将触角伸向过去，用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具体说来，那就是市场经济的动荡不安与毛泽东计划经济的稳定所形成的反差，使得一部分不适应竞争的人会自然感觉到毛泽东时代的好来。当有的人认为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而有的人则认为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好时——后者就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这种怀念，其直接原因，是人们的现实利益和生存快感的得与失，有与无；而在美学上，则是人们的一种求完美的心态在作祟。一方面，今天主流意识形态所讲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举，恐怕也是依托于这种怀念和完美心理——毛泽东时代的精神是纯洁的、道德的、由中心价值统摄的，而市场经济时代的精神缺陷则是明显的：复杂的、非道德化和无序多元的。如果我们建立起一个经济上不亚于西方、精神的纯洁又优于西方的“现代化”，那就确实具有了“中国特色”。问题在于：这种诉诸于完美的审美愿望，是难以进行理论论证的。这一是表现在：迄今为止的中西方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可以集各种文明的“好处”而不要其“坏处”的。古代的“夜不防盗”，毛泽东时代的“大公无私”，和市场经济重视个人欲望与利益的结合，我们并没有在任何国家看见过。即便河南的“南街村”将毛泽东思想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尝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调节人的“自私”、“有私”和“无私”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中，恐怕至今仍是一个疑问。即便靠“斗私批修”可以一时地发展经济，它们是否可持续发展，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也都还是一个疑问。既如此，追求这样的完美，就是在追求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这二是表现在：市场经济无论怎样“中国特色”，都只能是一个充分尊重“个人”的时代。因为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充分尊重个人利益与快乐的代名词。既如此，个人权利、个人选择、个人信仰的多元化，就不可能与毛泽东时代的大一统精神和思想世界相统一，也不可能与轻视欲望与利益的传统道德相统一，更不可能与缺乏个人奋斗与努力的“大锅饭”式的安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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