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革时期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不懂得过去，就是犯罪”，这源出于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思维，那就是“以史论今”。如果说，中国的各类学校所开设的历史课，还只是让学生们了解历史，那么，中国还有一门更大的历史课，则是无处不在上的。从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及他的书房堆积大量的古籍来看，毛泽东就是远之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做法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近之则是用战争年代的“斗争”方法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种用“历史”上的方式来解决当代问题的做法，其灾难性的效果自不待言。而与之相反，讲究实际的邓小平所进行的打破专制和思想禁锢的改革，则是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参照系的。这种“无历史参照”的改革，反而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与前面所说的：中国古代文明就是在无历史参照的情况下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是如出一辙的。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反差不啻是饶有意味了，还暴露出以“情感”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极大的负面效应：借怀古之情来评价与对待现实，其效能只能是延续历史，而不是改变历史。延续历史的历史自然只能是循环的，而任何事物进入循环便必然衰落，中国文化的溃败由此得到解释；改变历史的历史则使历史不同，并因此超越循环而摆脱衰亡的命运，中国文化的当代新生，也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就看我们能否抓住这样的机遇。

言下之意，中国当代文化的“怀旧之情”及其“精神无力症”问题，就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大量文化出版物来展示“历史陈迹”，并通过“老照片”、“老房子”与现代西式建筑的不伦不类的拼凑来进行所谓的“文化建设”——其文化含量自然只能是历史的循环而不是历史的创造；二是以大量的文化随笔来或“以史讽今”、或“含沙射影”，并通过“道德理想主义”、“历史煽情主义”来体现一种“非创造性”的人文关怀——其文化意义自然只能是知识的延续而不是知识生产。其共同之处，均在于“厚古薄今”，而忘记了“今天”的二重性：它既是传统文化衰败的黄昏，更可能是新的文明诞生的前夜——在后者的意义上，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文化批评，“今”需要“薄”，“古”则更需要“薄”，而最终目的，则是文化创造。

就前者而言，随着江苏美术出版社率先出版江南民居《老房子》，一种建筑文化上的怀古之幽情，便伴随着像南京夫子庙对明清建筑的修复与恢复，在整个江南弥漫开来。这之后，全国各出版社各类有关“老房子”、“老照片”的出版物便层出不穷，在读者眼里，便大有现代建筑都是文化垃圾之嫌。这暂且不论，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当代的南京文化从来没有在思想文化提出某种创造性的文化主张（政治敏感和追奇猎新除外），倒是在怀古方面领先于全国，这恐怕不属于艺术的敏感。如果说，中华门作为世界之最是体现在宽度与厚度上，而不是体现在艺术结构上，那么我想说，明代的古城墙将南京自我封闭起来，是最能体现近代南京人“守成”、“稳妥”之思维方式的典范之作。在这个意义上，中山陵作为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创新之作，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审美观念突破传统的结果，而且她被放逐于古城墙之外作为一个孤独的存在，也颇理所当然和意味深长。而地道的南京人实在是把城墙之内的夫子庙、莫愁湖作为南京文化的骄傲的，要说到南京文化，更多的人会劝你去夫子庙吃小吃，而不是去爬中山陵的台阶。这不仅因为中山陵是陵墓，而且因为南京人会嫌那台阶爬得太累。这就形成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反差：外地人或外国人常常是慕中山陵之名而来南京，而南京人逢年过节宁愿去夫子庙尝尝小吃或夜晚去鼓楼广场坐坐，也不愿去城外爬山涉水。这里面所传达出的一个信息便是：南京人不会将中山陵作为南京文化已经衰亡的一个警醒式的审美符号，也不会对中山陵这一建筑艺术上独特的作品进行审美，更不会从攀登中山陵的台阶上领略开拓与创造的文化张力。结果，在当代文化状况中，南京人就成为一个没有文化创新力的“大萝卜”形象：憨厚、可爱、不思进取。于是，南京人要看着外地的改革（比如上海）没有什么风险了，才愿意跟着走，而南京的“晚生代”作家就成为这一沉闷的文化环境中的造反性异类，始终不可能被主流的南京文化所承认。这样，南京文化就宁愿承认以考证和承接传统为生存方式的学者和艺术家，觉得那样功底深厚而稳当。这样一来，对“老房子”的怀旧，就成为与南京文化具有亲和力的一个煽情性景观。

我的意思是说，南京文化是内地大部分文化价值观念的一个缩影，“老房子”和“老照片”才能在全国曼延。因此，对“老房子”的煽情性宣传，才会得到认为当代中国建筑已经没有中国特色的人士的响应。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承认有“中国特色”是对的——总不能全球一个建筑模式吧，但“中国特色”是否就是那些已不能体现当代人的审美观念的“老房子”？而“中国现代特色”是否就是“老房子”加现代建筑的“中西合璧”？则应该另当别论。今天按照明清格局恢复的夫子庙的“老房子”，其做工的粗陋已经暂且不表——它至少说明现代建筑已经不可能以“精雕细琢”为其审美特点，而“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组合则暴露出一个更大的粗陋：夫子庙已被四周的西式建筑所包围，于是你走在夫子庙的街道上，便是“低头看亭台，举头望高楼”，从而给你一种文化破碎的不舒服感。这种不舒服感，其实是走在各大城市的公园、景点、老城区都会产生的不舒服感，其实也就是中国这所“老房子”在世界西式格局中的不舒服感。它无疑暴露出我们在文化继承和文化建设上的“双重错位”——对“老房子”没有创造性改造，对西式建筑也没有创造性改造；需要“老房子”时就要“老房子”，需要高楼大厦时就高楼大厦。这样，我们对“老房子”的审美性怀旧，和对西方文化的审美性向往，就都是拿来的、移植的、乃至抄袭的。中国当代文化工地，就成为对“老房子”和西式建筑共同的“盗版市场”。所谓“煽情”，那就是说那是不需要你进行创造性思考与批判的，你只要被感动从而奔赴她们、拥抱她们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对“老房子”的煽情式的宣传和艺术包装后的打动人心，如果不是作为一种美的符号与西式建筑一起被我们同时欣赏，那么在“中国特色”问题上，就会让我们产生“唯此为大”的排他性效果。我们就会被这种煽情似的怀旧鼓动起“排斥西式建筑”的冲动——就像当年我们被西式建筑的煽情鼓动起来，产生对“旗袍”、“四合院”、“京剧”的排斥冲动一样。

重要的是：当“老房子”以历史的陈迹唤起我们对那宁静的、时间似乎停滞的古老文明的怀念时——如果这种怀念是审美性的怀念，我们就会短暂地驻足于这样的怀念，然后又投入到建设和这种老房子不一样的“新房子”的现代生活之中；但如果这种怀念不是审美性的怀念，我们就会长久地沉湎于这些关于“老房子”的照片，然后冲着现代千篇一律的圆柱体和火柴盒子式的建筑摇头叹息。我们的感情就会依托于过去，而不是依托于建设性的未来。依托于过去的感情之所以是有害的，是因为她与孔子的“克己复礼”并无根本区别。孔子的“克己复礼”之所以是有害的，是因为“礼”在不同的时代可以、而且也应该是不同的。在价值转型的当代，如果我们还是以对过去的“礼”的怀念来对待应该改变这种“礼”的当代，那么，我们就不知是孔子多少代的孝子贤孙了。如此一来，中国只有一本《论语》，一座阿房宫，一部《诗经》，便可治千秋万代之功业了。而《红楼梦》、中山陵、故宫等，便可谓都是多余的了。

就后者而言，近年文化随笔的流行，也正好迎合了人们对历史和传统之礼的怀旧心理。余秋雨常常美化历史的文化随笔自然是典范，而张承志对“哲合忍耶”美化的抗战文学、张炜将人分成“好人坏人”的传统二分法文字也紧随其上，更有一批青年学者打着“道德理想主义”和俄罗斯“崇高”美学的旗号，来指责当代社会“物欲横流”、“精神衰落”、“礼崩乐坏”。一时间，足以形成对当代现实的讨伐大军。我想说的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衰落的原理，在已没有什么象样的文化的今天去怀念历史，批判现实，应该是正常的。但这个“正常”的事情，却不一定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而在建设大于批判的今天，一切不能导向建设的“批判”，就是有害的。在理论上这是因为：用传统的价值立场所揭示的当代社会的“问题”，其实并不一定是真正的问题，倒常常煽情化因而也简单化地对待了当代现实真正应该解决的问题。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余秋雨在写到嵇康之死时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居然还有太阳”。“太阳”这个词无疑是对嵇康之死的意义夸大，也是对当代社会需要价值追求的精神张力的一种误导。这一是因为：嵇康信奉的道家“任个性任自然”的思想，并不是当代心灵空虚、思想匮乏的个体所需要的思想，也不是唤醒对物欲和快乐体验的当代个体所应该接受的思想。恰恰相反，当代个体一方面需要摆脱禁锢欲望的传统道德桎梏，一方面又需要摆脱从众化的精神、信仰的依托方式，而嵇康在这两个方面均是不适宜的。换句话说，当代个体不是要像嵇康那样用道家来反抗儒家，而是要对道家和儒家同时采取批判的态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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