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与余秋雨相比，张承志的“抗战”文学自有另一番煽情功能。应该说，包括《心灵史》在内，张承志的《以笔为旗》、《无援的思想》、《清洁的精神》、《撕名片的方法》等文化随笔，在清算当代现实中因儒家文化式微而造成的人格委琐、怯弱、势利方面，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我想说，张承志用来清算汉人的委琐、怯弱、势利的价值尺度，同样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甚至不亚于批判对象本身的问题。这一是表现在：张承志依托的思想，是没有给这片土地带来任何发展变化的、黄河源头之“哲合忍耶”。清贫、落后、高贵、自尊、牺牲、以不变应万变，是这一思想的基本内涵。我先不说张承志的批判缺少鲁迅那样的独特的悬置性思想方位，我只想说，用张承志依托的思想来解决美国往中国大使馆扔炸弹的事件，那只能是血气方刚、前赴后继的牺牲。我也不说牺牲已经不是当代中国人所需要的精神，而是说，仅用这种精神来解决民族、国家以及团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那是远远不够的——义和团便是一例。更进一步说，一个已被实力和利益唤醒的民族，是不可能单独抽取黄土地精神的“优质”（如坚强和勇敢），而舍弃其“劣质”（如无理性和盲从）的。其原因在于：一种文化精神是一个系统，单独抽取其原素，是不能成活的。这就是我们用西方文化的人道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想来解决中国问题，不是被中国文化异化、同化，就是自生自灭的道理。这二是表现在：以轻视私利、个性自由、生存快感为张力的“高贵”，其效应只适合在黄土高坡和中国传统社会，而不适合无论是正价值还是负价值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当代社会。勉强为之，只能产生声嘶力竭而又功效甚微的效果。对哲合忍耶式的清贫之怀念，说好听的是对当下追逐利益的人群的一声警钟，说不好听的则是警钟过后，人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因为以“轻利”为前提的精神升华，已不可能作为体验到利益和快感之好处的当代人的价值依托。所以，张承志最大的问题在于“守成”，而不是“建设”；在于“对抗”，而不是引导。其结果，自然只能是煽情，而不是说服。因此张承志只有感性的力量，而不具备理性的力量。

3，煽情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以卖弄知识、掌故、逸闻、趣事为目的的闲适小品泛滥，来诱导人们过一种远离建设与创造的所谓“文化生活”，其总体价值倾向，就是让人们“很有文化”地沉湎于过去，也让人们“很有修养”地放弃未来。在这样的文化随笔中，未来多半是空谈，而创造则未免不自量力，努力则是吃力不讨好，于是重要的是要有文化品味。于是，“格调”、“品味”一时间成为新的时尚。与前两种煽情方式不同的是：这种煽情方式也称前两种文化随笔是煽情，也不赞成前两种随笔的文化价值取向。但他们不赞成的只是“激情”，在“怀旧”这一点上则是殊途同归的。这种随笔可以将一种“茶”的来龙去脉交待得十分清楚，不时还穿叉一些名人与这种茶的关系，以便读过文章的人将来朋友聚会时就有了谈资。这种文化随笔不自当代始，而是在文人的民间生活中自始自终地存在。它的富有情趣的文化品味常常将其破坏性遮没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表现在她的煽情的多样性，并不是只有“激情”才叫“煽情”，而“闲情”就不是“煽情”，更多的时候，我宁愿将“闲情”理解为“煽情”的主要方面。除了“闲情”常常以“怀旧”为主导方面以外，更重要的是：“闲情”是诱导中国文人和中国人依附于既定生活的最有效的武器。不是说“闲情”必然具有这样的功能，而是说中国文人如果迷恋于“闲情”，排斥其它情感方式的时候，它就会具有这样的功能。偶然接触“闲情”，不会将“闲情”当回事，而长期沉湎于“闲情”，就会将“闲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生活的本质。就会在“闲情”中变得庸懒无力。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现实面前，要不然是张承志式的声嘶力竭，要不然就是周作人式的闲情逸致，其实都是没有力量、存在和不存在都差不多的显示。在这样的状况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我看是指日无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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