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无论是用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来表达一种精神与物质的“乌托邦”式的完美统一，还是用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来体现一种非个人化的依赖性文化，它们在性质上，都是与创造性的、鼓励个人努力的现代审美观相抵触的。这种抵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必然过程，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心理的混乱。这种混乱，一是表现在人们以生存快感来代替超越生存快感的审美追求——怀念姨太太和怀念毛泽东都是生存不快乐所致（如果要什么就能有什么，这种怀念就不会发生）；二是表现在“姨太太”看似与“毛泽东”是对立的，但在“依赖性”这一点上则是统一的。当我们怀念毛泽东时，我们扮演的是“姨太太”的角色，当我们怀念“姨太太”时，我们扮演的又是一个“大男人”的角色。而毛泽东，则可谓中国当代最大的一个“男人”。

与此同时，对“样板戏”的怀旧，则从另外一个方面暴露出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误区：如果说，对“样板戏”的厌弃，是与70年代末揭批“四人帮”同步的，并与人们审美上对“高、大、全”式的艺术形象的厌弃同步，那么今天，当我们厌弃“小女人和小男人”时，如果我们的审美文化不能够创造新的、健康的“男人”或“女人”形象，对“样板戏”的怀旧，则可能是十分危险的。这表现在：

1，“样板戏”中的英雄形象，无论是江水英、柯湘还是李玉和，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传统道德无视人欲、人性、人的丰富性的政治性特征，体现出不食人间烟火的假大空倾向，这是与改革和市场经济对人欲、人性、人的丰富性的解放与尊重相悖的，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否定主义的伦理审美观认为：当代健康的“男人”和“女人”形象，不应该是无七情六欲的、只有革命感情“伟大”形象，也不应该是只有欲望与私利的“渺小”形象，而应该是有私利、有欲望、但又能够超越这个层面，追求实现创造性自我的形象——这个形象我称之为“完整”而不是“完美”。因此当代人应该追求“欲望世界”和“创造世界”的并存式的“完整”，而不是追求“克服欲望”的“完美”。对“样板戏”的怀旧如果成为一种人们心理上的文化思潮，那就会和道德理想主义（比如张承志的神性人格和张炜的好人人格）合谋，以一种传统形态的逆反运作，在批判当代人沉湎于“私人感受和欲望”之后，让人们重蹈对过去“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的追求。这种追求和引导，我以为恰恰是反现代性的，而且也与当代创造新人的审美方位相悖。再退一步说，当代审美形象即便做不到我所说的“健康”与“完整”，也应该以“人”为尺度来重新审视过去的“高大全”式英雄形象的局限。这种审视，其直接结果，就是产生欲望、快乐、本能与革命、理想、牺牲之间有复杂的矛盾关系的“人”的形象，就是不能再用“圣洁与堕落”、“好人与坏人”来进行当代的人的判断——这样的形象与判断，在当代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中，应该说还是一个远没有填补够的“空白”。

2，我们自然可以将“样板戏”的内容与“样板戏”的音乐区别开来。如果“怀旧”只是冲着“样板戏”的旋律而来，我以为那是包含审美意味的。这不仅因为旋律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而可以自足，旋律在各种艺术样式中因为自身的抽象化特征，在舞剧、京剧这样的艺术样式中，可以一定程度上脱离内容而自律，甚至可以脱离歌词而自律。这使得《北风吹》、《娘子军连连歌》、《打虎上山》、《大红枣儿》等歌曲与旋律，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因为可以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可以抽象化、形式化以至穿越一定的政治性束缚，从而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精品意味。这使得我们对“样板戏”旋律的怀念与重温，一定程度上与对古代文学艺术的欣赏，具有相同的性质。但所谓的“怀旧”，不能定位在对古代、现代、当代文学艺术的同时审美上（既欣赏当下的艺术，又欣赏过去的艺术，这才是正常的审美心态），而是指我们只能欣赏包括“样板戏”在内的过去的旋律，来抵抗包括摇滚、卡拉OK在内的当代旋律，这样，我们的艺术心态就会变得封闭而专制，就会将多样化的审美变成对审美多样化的排斥，因而也就不是在审美——我们就会通过对“样板戏”旋律的怀念，来唤起对那个时代坚强、勇敢、崇高、圣洁、牺牲精神的怀念，进而逃避和贬斥与那个时代不一样的、当代自由、轻松、尊重、宽容、个性、自我实现等同样可贵的人类精神品质。其间接结果，也就将审美功利化了、现实化了、专制化了。    

3，在“样板戏”中，《沙家滨》中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之间“智斗”一场戏，在当代人的日常和社会化娱乐活动中，可谓被高频率使用的一个段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段子既含有男女之间隐秘的调情心理、又将这种调情上升到革命的高度，符合中国人“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审美心态。就男女间的调情而言，它应该是中国人民间和私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性”不能以正常的生命形态展示自身时，当所有的公共场合均被“非性”的革命话语充斥时，无伤大雅的“调情”，或者以革命名义出现的“调情”，就成为连“样板戏”也回避不了的一个内容。“智斗”将中国人喜欢革命还是喜欢调情的界线模糊化了，因而它可以被各方面所接受。而且，“智斗”还是女人战胜男人的神话，又是男人调情失败的调侃，从而给艺术和思想上均十分平庸的《沙家滨》，添上了一单内蕴相对丰富的酥红。问题在于：当我们独独钟情于《沙家滨》的“智斗”时，我们常常不是对其进行艺术欣赏或审美欣赏，而是用各种消解的、乃至戏谑的态度来进行客串。于是，人们不是争相亮自己的嗓子像不像刁德一的原唱，就是阿庆嫂被男演员客串，更有甚者，一个演员同时扮演阿庆嫂、胡传魁与刁德一。这种技能化地对“智斗”的怀旧，一方面将“智斗”工具化了，另一方面也将我们对“智斗”的审美欣赏游戏化了、现实化了。精典意义上的“智斗”片断，作为审美符号，就在人们各种对其的“怀旧”中遁失了。“智斗”就成为一个可以让我们快乐的符号，宛如卡拉OK可以让我们快乐一样。

关键是：毛泽东和样板戏是一个时代内在精神统一的标志，对这个时代的怀念，其积极意义在于现实和历史总有着某种深层的文化性关系——中国无论再怎样现代化，中国新一代青年无论再怎样注重物欲与自由，人总应该保持一种超越自己生存层面的神性追求。毛泽东时代的神性追求有问题，样板戏式的英雄人物有问题，不等于神性和英雄性应该彻底摈弃。这意味着，我们只有建立适合当代人的关于神性和英雄观念，对毛泽东和样板戏的怀旧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也才能克服由当代价值平面化带来的弊端。既然对毛泽东和样板戏的怀念，其终极意义是建立新的关于“神性”和“英雄性”的观念，那么，对毛泽东和样板戏的怀念，其本质就不能不对毛泽东时代的“神性”和“样板戏”的“英雄”观念的双重批判——我将这种导向创造性的批判就称之为“本体性否定”。在我的否定主义美学看来，毛泽东时代的审美观念的最大问题，不仅在于其神性和英雄性是建立在对个人欲望“轻视”的基础上，而且其“神性”和“英雄性”也是不讲“个体创造”的。这就使得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性和英雄性对个人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依附性。一旦所依附的对象被人们发现是一种乌托邦，或依附的对象解体，其神性和英雄性便会解体。这就是雷锋叔叔一个早晨不见的原因，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不再能打动今天青年人的原因。推而论之，如果对毛泽东和样板戏的怀旧，不与这种“本体性否定”意义上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进行，那么，这种怀旧无论在初衷上多么纯洁，但在效果上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也即是反动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出发点是好的”来原谅一切效果上是不好的行为。

                                                                    四、历史陈迹、文化随笔与中国式煽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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