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段议论，吴丽娱先生指出，按照《隋书·经籍志》作者的观点，历代所作五礼，仅是根据现实需要而制作的“一时之制”，而非“长久之道”，不足为万古之训，与作为一贯和根本指导的礼经有着决然不同的体用之分。它们的出现，只有“史”的意义，而无“经”的价值，故被列入“仪注”，被作为具体的指导而不是原则的纲常来对待。这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也代表了儒家的传统观念[23]。吴先生的分析十分精当，给人以诸多启发。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隋书·经籍志》中，隋代潘徽等编撰的《江都集礼》并未列入史部仪注门，而是入于经部“论语”类[24]。这一现象颇值玩味。《江都集礼》虽属“礼”的范畴，与经部“论语”类著作并无必然的联系，列入其中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隋书·经籍志》作者的某些思想和观点：即《江都集礼》并不等同于那些列入史部仪注门的五礼著作，它属于“经”，而非“史”。初唐学人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到唐玄宗开元年间进一步完善和明朗化。《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乃开元书目[25]，是书中，《江都集礼》、房玄龄等撰《大唐新礼》、武则天撰《紫宸礼要》三书被置于经部礼类著作之中。很显然，这与《隋书·经籍志》系《江都集礼》于经部之中是有前后因袭关系的，只不过《旧唐书·经籍志》更明确把它划入礼经类。吴丽娱先生指出，《旧唐书·经籍志》的这一记载，反映了唐人的分类观念，那就是要把《江都集礼》、《大唐新礼》、《紫宸礼要》与三《礼》类书籍并列。玄宗时《开元礼》的制作及德宗时开元礼科的确定，都反映了唐人视本朝之礼等同礼经的观念[26]。我们认为，这一观念变化可能自唐初就业已产生了，《隋书·经籍志》作者把对唐礼有着直接影响的隋代《江都集礼》列入经部似可说明此点。既然如此，综合前朝礼制而成的《开元礼》，也应该归属于礼类著作，故前揭《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通志》、《文献通考》等书把《开元礼》置于经部礼类之属，是极有道理的。 
　　诚然，《开元礼》在分记吉、嘉、宾、军、凶诸礼时，都详细记录了诸礼的各种礼仪，但其内容更多是体现各种礼仪的规范和标准，而非具体的仪注，尤其在具体的人物姓名、官名和时间上，多具有不确定性，是书中所载祝文最能说明这一问题。若皇帝亲祭，祝文多首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孝（曾孙、孙、侄、子）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若“有司摄事”，祝文则多为：“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天子遣具官姓名敢昭告于……”地方州县的祝文亦与此相类。不仅如此，《开元礼》一书中，不少礼仪就根本未记祝文，仅在“跪读祝文”之后注明：“祝文临时撰”，或“临时制撰”，如卷五六《皇帝巡狩告于圆丘》“亲告”条记：“太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右，东面跪读祝文（祝文临时撰），讫，兴。”[27]又卷六五《时旱祈（雨）于太庙》载：“太祝持版进于室户外之右，东面跪读祝文（其文为水、旱、疠、疫、蝗、虫及征伐四夷，各临时撰），讫，兴。”[28]显然，这些祝文都是在正式举行礼仪之前临时撰写。由此可见，《开元礼》所记更多的是体现五礼的一般原则性规定，与实际操作的礼仪活动是有所区别的。朝廷在举行礼仪活动时，通常都要先由“有司”撰写仪注，以作指导。从这一意义上讲，《开元礼》与具体的仪注是有所区别的，但仪注所依据的又可能是《开元礼》或其它礼文，故二者之间又有一定的关联，一言以蔽之，《开元礼》与具体的仪注之间是体和用的关系。以下试作论证。
　　《册府元龟》卷四八《帝王部·谦德》载：

　　肃宗初为皇太子，将行册命，有司进仪注，有中严、外辨（办）之礼，及所御衣服有绛纱衣。帝以逼尊极，辞不敢受。公卿议，太师萧嵩、左丞相裴耀卿奏：“此乃旧仪，古今通用。皇太子因心谦让，不欲混同，请改外辨（办）为外备，其中严停，绛纱衣请为朱明服。”诏可其议。东宫旧合乘辂至殿门，帝自宫步至。

据《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此事发生在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有司”作“太常”，“绛纱衣”作“绛纱袍”。有司所进册命李亨为皇太子的仪注所依据的是什么呢？萧嵩、裴耀卿说“此乃旧仪”，说明此仪并非新创。《开元礼》卷一○六《临轩册命皇太子》、卷一○七《内册皇太子》记册命皇太子时，皇太子服远游冠、绛纱袍，有中严、外办之仪，与太常所进仪注内容相合。由此不难看出，尽管《开元礼》中记有册命皇太子的礼仪，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开元礼》中的礼文，而是重新撰写仪注，且根据新的实际情况做出若干调整。萧嵩、裴耀卿建议“请改外辨（办）为外备，其中严停，绛纱衣请为朱明服”，得到玄宗的批准，这一变动必然会促使已撰好的仪注相应也要做出改动和调整。于此亦可看出仪注的特点，确如《隋书·经籍志》所言“事在变通，或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
　　又《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载：

　　（开元）二十三年正月，亲祀神农于东郊，以勾芒配。礼毕，躬御耒耜于千亩之甸。時有司进仪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终亩。”玄宗欲重劝耕藉，遂进耕五十余歩，尽垄乃止。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正月，玄宗亲行籍田之礼，有司进仪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终亩。”但玄宗并未严格遵循仪注，而是“进耕五十余歩”乃止[29]。按《开元礼》卷四六《皇帝孟春吉亥享先农耕籍》载有籍田之礼，皇帝三推，三公、诸王五推，尚书、卿九推，未记“庶人终亩”之事。但在具体实施的籍田礼中，有司所撰仪注虽与《开元礼》之规定并不尽相同，但基本原则应该是一致的，如仪注中“天子三推，公卿九推”与《开元礼》之规定就有相近之处。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皇帝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整，并不完全遵循有司所制定的仪注，这都反映了仪注为“一时之制”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的特点。
　　据《大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员外郎条载：“凡国有大祭祀之礼，皇帝亲祭，则太尉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若有司摄事，则太尉为初献，太常卿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这是一般性的原则规定。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十一月，德宗亲行南郊祭祀之礼，诏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旧唐书》卷一四九《柳登传附弟柳冕传》载：

　　（贞元）六年十一月，上亲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礼。时冕为吏部郎中，摄太常博士，与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工部郎中张荐，皆摄礼官，同修郊祀仪注，以备顾问。初，诏以皇太子亚献，亲王终献，上令问柳冕当受誓戒否，冕对曰：“准《开元礼》有之，然誓词云‘不供其职，国有常刑’，今太子受誓，请改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

此事又见于《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根据记载，柳冕之建议得到了德宗的批准。这一记载表明，柳冕等礼官在撰修郊祀仪注时，是以《开元礼》为依据的，只不过由于皇太子为亚献，故誓词有了一些改变。由此可见，《开元礼》并不等同于仪注，但仪注又依《开元礼》而定，二者之间显然是体、用关系。
　　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礼官王彦威在上《元和曲台新礼》疏中所说的一番话，很能说明这一问题，疏文称：“又国家每有礼仪大事，则命礼官、博士，约旧为之损益，修撰仪注，以合时变，然后宣行。”[30]据此，朝廷在举行礼仪大事之前，首先令礼官、博士据旧有的礼仪进行“损益”，修撰与当时情势相合之仪注，然后宣行。疏文又称《开元礼》为“开元仪礼”，与仪注显然有所区别。此处“约旧”，当然不仅仅是指《开元礼》，如《唐会要》卷八三《嫁娶》载：“建中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敕：‘宜令礼仪使与博士及宗正卿李琬、汉中王瑀、光禄卿李涵，约古今旧仪及《开元礼》，详定公主、郡主、县主出降觌见之仪，条件闻奏，将以化行天下，用正国风。”可见，德宗下制要大臣详定公主、郡主、县主出降觌见之仪，除依据《开元礼》之外，还有“古今旧仪”。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礼官在讨论左右仆射上事仪注时，曾有过如下一段议论[31]：

　　按《开元礼》，有册拜官上仪，初上者，咸与卑官答拜。今左右仆射，皆册拜官也，令准此礼为定。伏寻今之所行仪注，其非典礼之文，又无格敕为据，斯乃越礼随时之法。有司寻合釐正，岂待议而后革也。伏以《开元礼》者，其源太宗创之，高宗述之，玄宗纂之曰《开元礼》，后圣于是乎取则。其不在礼者，则有不可以传。今仆射初上，受百僚拜，是舍高宗、玄宗之祖述，而背开元之正文，是有司失其传，而又云礼，得无咎哉！今既奉明诏详定，宜守礼文以正之。

此段议论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时人对《开元礼》的认识。论中所言“今之所行仪注”，乃指左右仆射上事之仪注。在众礼官看来，左右仆射为册拜官，据《开元礼》，初上仅受卑官拜；而今所行仪注，则“受百僚拜”，此“非典礼之文”，又无格敕为依据，因此属“越礼随时之法”，“是舍高宗、玄宗之祖述，而背开元之正文”，“而又云礼，得无咎哉！”礼与仪之关系于此可见。礼与仪并不完全等同，此种观念自先秦以来就已存在，如《春秋左氏传》“昭公五年”条载：“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又同书“昭公二十五年”条载：“夏，会于黄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由此可见，上揭礼官所云“今之所行仪注”“非典礼之文”，因而不能“云礼”之观点，与先秦时人对礼与仪之认识是一致的，都反映了礼与仪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后圣于是乎取则”之言，揭示出《开元礼》在当时礼官心目中所具有的尊崇地位，也就是说，《开元礼》是后圣“取则”的具有权威性的东西，它是制度层面的礼，后世应该以之作为原则性的纲常来对待和遵循，所谓“其不在礼者，则有不可以传”，即表明《开元礼》所具有之权威性。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冕还曾上奏指出：“开元定礼，垂之不刊。天宝改作，起自权制。此皆方士谬妄之说，非礼典之文。请一准《开元礼》。” [32]在柳冕看来，开元年间所制定的《开元礼》，乃“垂之不刊”之典，而能够享有“不刊之典”美誉的，一般多为“经”，前揭《唐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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