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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

时间:2009-8-8 16:50:51  来源:不详
正,贻弊方远”,亦把当时的礼制崩坏归因于《开元礼》仅是“宣示中外”,而“未有明诏施行”,对真正导致贞元、元和年间礼制崩坏的藩镇膨胀、社会动荡等深层次原因只字不提,更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开元礼》已有颁行天下的事实。德宗颁发敕文的目的是要设置“开元礼科”,以“移风固本,合正其源”;而吕温状文的目的是要“删定”《六典》和《开元礼》,然后“明下有司,著为恒式,使公私共守,贵贱遵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二者都有一定的矫枉过正之嫌。因此,吕温状所言《开元礼》“郁而未用”,未必是事实,不可轻信。

四、结语

  敦煌、吐鲁番两地同出有《开元礼》残片,这无疑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事情。据初步考证,敦煌所出为《开元礼》卷三九《皇帝祫享于太庙》,吐鲁番所出为《开元礼》卷六五《时旱祈于太庙》,二者书法工整,严格遵循唐代的“平阙式”,应同为官文书,年代当在盛唐时期。两地《开元礼》残片的发现,对认识《开元礼》在唐代的行用等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开元礼》的性质,自唐以来就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但唐人的观念颇值注意,他们视《开元礼》等同礼经,并给予极高的推崇和评价,体现了唐人对本朝文化的崇重。分析《开元礼》的内容,可以发现,《开元礼》是对汉魏以来礼制的一次全面总结,是对五礼的一种规范,是礼的一般性原则规定,而具体的仪注则多是依据《开元礼》或其它礼文而来,二者之间是体、用关系,虽有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因此,考察《开元礼》在唐代是否得到行用,应视其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定是否得到遵循。诚然,《开元礼》中有些礼仪,如“养老礼”在唐代可能并未实行,且有的礼仪因种种原因曾经有过废止,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开元礼》的行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察和分析,我们认为,《开元礼》在唐代基本上是得到行用的,其中的不少原则规定仍在唐代中后期的礼仪生活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1]参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五章《礼制》(甘怀真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又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杨华《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载《东洋学报》第85卷第2号,森部丰译,2003年9月。
[3]《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4]李格非主编《汉语大字典》(简编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
[5]《周礼·天官·酒正》曰:“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缇齊,五曰沈齊。”郑玄注曰:“自醴以上,尤浊缩酌者,盎以下差清。”《十三经注疏》(附校勘本)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8页。
[6]江川式部:《唐朝祭祀における五齊三酒》,载日本《文学研究论集》第14号,2001年,第187-202页。
[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6册,第29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8]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三卷,法藏馆2003年版,录文第66页,图版四五。
[9]刊本《开元礼》作“时旱祈太庙 时旱祈太社”(第345页),无“于”字。此处从四库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6册,第439页。
[10]四库本《开元礼》无“郊”字(第444页)。此处从刊本,第347页。
[11]此处“吉礼”二字,乃据刊本、四库本《开元礼》之编撰格式推补。此点承雷闻先生见告,谨致谢忱!
[12]《西域考古图谱》(下)经籍8-9,日本国华社1915年版,此据学苑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大谷文书集成》第三卷,录文第241页,图版四五。
[13]《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第345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6册,第439页。
[14]《通典》,王文锦等校点,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53页。
[15]《通典》卷四一《礼序》,第1122页。
[1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10页。
[1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440页。
[1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643页。
[19]《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02页。《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96页。
[20]《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96页。《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88页,第1098页。
[2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88页,第1098页。
[22]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
[23]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476页。
[24]《隋书》卷32《经籍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39页。
[25]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477页。
[26]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477-480页。
[27]《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第309页。
[28]《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第346页。
[29]《册府元龟》卷一一五《帝王部·籍田》则记玄宗“九推而止”,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72页。
[30]《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71页。
[31]《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左右仆射”条,第991-992页。
[32]《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843-844页。
[33]《旧唐书》卷二七《礼仪志七大》,第1031页。
[34]《旧唐书》卷一五五《薛戎传附弟薛放传》,第4127页。
[35]《册府元龟》卷五六九《掌礼部·作乐五》,第6846页。
[36]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480页。
[37]《全唐文》卷八七三陈致雍《博士高远奏改颜子祝文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141页。
[38]《文苑英华》卷六四四,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306页。又参《吕衡州文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56页。
[39]内藤乾吉:《关于唐六典的行用》,《东方学报》七,京都,1936年;后收入同著《中国法制史考证》,有斐阁1963年版。原文未获读,此处据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政治卷)第四章《法制》,第154页。
[40]《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十九经部十九《周礼注疏》,第235页。
[41]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227页、479页。
[42]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页;同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439页。同著《唐敦煌城市的礼仪空间》亦持同样的观点,载《文史》2001年第2辑,第243页。
[43]赵澜:《〈大唐开元礼〉初探——论唐代礼制的演化历程》,载《复旦学报》1994年第5期,第91页。
[44]《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第670页。
[45]《通典》卷四一《礼序》,第1121-1122页。
[46]《苏魏公文集》(附魏公谭训),王同策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4页。
[4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10页。
[48]《玉海》卷一一六《开宝三经科、嘉佑明经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142页。
[49]《旧唐书》卷一三五《程异传》,第3737页。
[50]《旧唐书》卷一八八《孝友·丁公著传》,第4936页。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二系其中《开元礼》在贞元六年(公元790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6页。
[51]《旧唐书》卷一五七《辛秘传》,第4150页。
[52]裴乂,《元稹集》卷五五《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中大夫使持节都督福州诸军事守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裴公墓志铭》有载:“公讳某,字某。河东闻喜其望也……少好学,家贫,甘役劳于师,雨则负诸弟以往,卒能通《开元礼》书,中甲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89-590页。又见《全唐文》卷六五五,第6663-6664页。郁贤皓先生《唐刺史全考编》(四)考其刺福州在元和十四年至长庆三年之间(公元819-823年),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2页。
[53]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二载:“宋李光撰《杜缜墓志铭》:‘杜氏故京兆人,五世祖辇,唐末习《开元礼》,以本科出身,仕太子太保,赠太师。’”第113页。
[54]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二载:“《永乐大典》引《闽中记》:‘林勖字公懋,闽县人,大中五年《开元礼》登科。’”第817页。
[55]陆心源:《唐文拾遗》卷二九黄楶《朝散大夫使持节韶州诸军事守韶州剌史上柱国陈府君墓志铭并序》记:“府君讳谠,字昌言,其先颖川人,太邶宰仲弓之后也。晋末避乱于闽,因而家焉……皇考愻,大理评事,赠兵部郎中;皇妣彭城刘氏,赠彭城郡君……亲舅全正,鸿(胪)少卿;次全交,前《开元礼》,见任河南清县主簿;内弟知新,三礼登科,见任陕州司马。”此处“前《开元礼》”当有夺文,据陈谠内弟陈知新曾“三礼登科”,此似指全交曾登《开元礼》科。《全唐文》,第10701-10702页。
[56]罗修古乃著名文人罗隐之父,其应开元礼科当在唐后期,参见《吴越备史》卷一《武肃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9页;《十国春秋》卷八四《罗隐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17页。
[57]《全唐文》卷八二八罗衮《仓部柏郎中墓志铭》记仓部郎中柏宗回有“子廷徽,《开元礼》登科”。志称柏宗回于光化二年(899)卒官京师,后“归葬先人之茔于邠州”,知柏氏原籍当为邠州。第8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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