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二年六月十一日敕：“……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选人不限选数许习，但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已上者，放及第，已下不在放限。其有散官能通者，亦依正官例处分。”至贞元九年五月二十日敕：“其习《开元礼》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为上等；大义通八十条已上、策两道以上，为次等。余一切并准三礼例处分，仍永为常式。

自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实行《开元礼》科取士制度后，此制一直为后世所取法，直到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方改为乡贡通礼[48]。关于此科取士情况，《玉海》卷一一五《唐开元礼举、三礼举》引《登科记》云：“贞元五年，始有《开元礼》一人。”参据清徐松《登科记考》及相关传世文献，唐代登《开元礼》科者有如下诸人：京兆长安的程异[49]、苏州吴郡的丁公著[50]、陇西的辛秘[51]、河东闻喜的裴乂[52]、京兆的杜辇[53]、福州闽县的林勖[54]、彭城刘全交[55]、钱塘的罗修古[56]、邠州柏廷徽[57]以及籍贯不明的李涪[58]等。当然，也有习《开元礼》而未中举者，如《全唐文》卷八二八罗衮《仓部柏郎中墓志铭》载：“近代科学之家，有柏氏仓部府君讳宗回，字几圣。祖士良，忠州司马。父暠，《毛诗》博士，赠国子司业。君踵父学《开元礼》，咸通中，考官第之，尚书落之。不胜压屈，因罢。取家荫出身，选为州县官。”柏宗回随父习《开元礼》，最终未能登《开元礼》科，只好“取家荫出身”而“选为州县官”，但其子柏廷徽却能承祖父业考中《开元礼》科，说明邠州柏氏实为当地的礼学世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像柏宗回那样学习《开元礼》而未能中举者，全国当不在少数。上揭登《开元礼》科的士人来自京畿道、陇右道、河东道、河南道、江南道等，显然，这些人对《开元礼》十分精熟，是当地习读《开元礼》士人中的佼佼者，有的家学渊源，如柏廷徽；有的则家贫，但好学，最终通《开元礼》而登科，如河东的裴乂，“少好学，家贫，甘役劳于师，雨则负诸弟以往，卒能通《开元礼》书，中甲科。”[59]这些都无可置疑地表明《开元礼》是颁行于天下的。《册府元龟》卷五六四《掌礼部·制礼第二》亦有这样的记载：“（开元）二十年九月，以新修《开元新礼》一百五十卷颁示天下。”敦煌、吐鲁番两地所出《开元礼》残片无疑可以进一步证明此点。河东裴乂的例子，也表明民间对《开元礼》是有所知晓的。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五月，玄宗下敕：“诸州县学生，专习正业之外，仍令兼习吉凶礼，公私礼有事处，令示仪式，余皆不得辄使。”[60]敕文要求州县学生除习正业之外，还要兼习吉凶礼，而公私礼有事处，则“令示仪式”，此处“仪式”应该是指的具体的仪注，与“吉凶礼”似不能完全等同。开元二十年，玄宗将《开元礼》“颁示天下”，次年即下令州县学生“兼习吉凶礼”，二者不可能没有丝毫的联系，易言之，州县学生所习之“吉凶礼”，自当是属于《开元礼》中的有关内容。              
　　上文业已指出，《开元礼》是有关五礼的一般原则性规定，是制度层面的礼，与具体的仪注是有所区别的，因此，考察其在唐代是否行用，主要应看其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定是否得到遵行。观《开元礼》所记之五礼，大体上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一为常礼，指长期遵循不变之礼；二是变礼，指已有所变化之礼；三为新礼，指新增之礼。关于常礼与变礼，吴丽娱先生《唐礼摭遗》一书中所制《中古服制变化表》[61]，为此提供了形象生动的例证。据表，为高祖服丧，《仪礼》为“齐衰三月”，《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俱同，此即为长期沿用不变之常礼；又如为曾祖服丧，《仪礼》为“齐衰三月”，《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俱改为“齐衰五月”，此为变礼。至于新礼，乃指不见于《贞观礼》、《显庆礼》之记载，而据新的政治形势需要及其它情况所撰之礼，如“仲春兴庆宫祭五龙坛”、“仲春、仲秋上戊释奠于齐太公”等，《开元礼》卷一《序例上》“神位”条载：“仲春兴庆宫祭五龙坛：右准敕新撰享礼，乐用姑洗之均三成……仲春、仲秋上戊释奠于齐太公（以留侯张良配）：右准敕新撰享礼……隐太子庙、章怀太子庙、懿徳太子庙、节愍太子庙、惠庄太子庙、惠文太子庙：右并新撰享礼，每年四享。”[62]可见，“祭五龙坛”与“释奠于齐太公”皆为根据朝廷所发敕文新撰的享礼，而祭隐太子等庙亦为新撰享礼。                             　　　
　　《开元礼》中，释奠礼除“释奠于齐太公”外，还有“皇太子释奠于孔宣父”、“国子释奠于孔宣父”、“诸州释奠于孔宣父”、“诸县释奠于孔宣父”等。关于唐代有关孔子的释奠礼，高明士先生有过精深的研究[63]，这里仅着重谈谈该礼的行用问题。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八月，玄宗下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所司奠祭，亦如释奠之礼”[64]。次年二月，玄宗又下敕：“文宣王庙春秋释奠，宜令三公行礼，著之常式。”[65]由三公负责行礼，说明祭祀级别有了提高，但礼仪似未发生太大的变化。敦煌所出S.1725号为一“释奠文”，颇能说明这一　问题，兹引录如下[66]：          

1           释奠文

2 敢昭告于   先圣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纵，诞隆生知，经纬礼乐，

3 阐扬文教，余烈遗风，千载是仰。俾兹末学，依仁游艺。

4 谨以制弊（币）醴薺，粢晟庶品，祗奉旧章，式陈明荐，以先

5 师衮公配。

6 敢昭告于   先师衮公，爰以仲春，率尊（遵）故实，敬修释

7 奠于先圣文宣王，惟公庶几体二德冠四科，服道圣门，实

8 臻壶奥，谨以制弊（币）醴薺，粢晟庶品，式陈明荐，作主

9 配神。右已前释奠文。                                         

文书2行记“先圣文宣王”，说明此释奠文成于开元二十七年之后。王泾《大唐郊祀录》（以下简称《郊祀录》）卷一○《释奠文宣王》记有类似的祝文和配坐文，配坐文注称：“州县云：庶几具体，德冠四科，服膺圣道，实臻堂奥。”[67]可知文书所抄实为为州、县释奠文。姜伯勤先生指出，本件内容大抵见于《开元礼》卷六九《诸州释奠于孔宣父》[68]。需要补充指出的是，文书所记还见于《开元礼》卷七二《诸县释奠于孔宣父》[69]。比较文书内容与《开元礼》、《郊祀录》所记祝文，可以发现，三者内容基本一致，仅在称谓与个别字词上有些差异，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十分明显，这说明孔子在被追谥为文宣王后，其释奠之礼在很大程度上仍袭自《开元礼》，《开元礼》之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仍得到遵循。
　　安史乱后，每年春秋二时释奠文宣王之礼一如既往地进行。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二月，国子司业归崇敬奏称：“上丁释奠，其日准旧例，合集朝官讲论五经文义。自大历五年以前，常行不绝。其年八月以后，权停讲论。今既日逼，恐须复依旧奏。”[70]据此，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以前，朝官在上丁释奠之日讲论五经文义，“常行不绝”，说明“上丁释奠”之礼一直都在进行。即使在特定情况下，有的祭礼被暂时取消，释奠礼也照常举行，如《新唐书·礼乐志五》载：“上元元年，肃宗以岁旱罢中、小祀，而文宣之祭，至仲秋犹祠之于太学。”[71]可见此礼在唐代礼仪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说明《开元礼》有关释奠礼的原则和规定是得到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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