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七《五礼篇目》记张说称《礼记》“为历代不刊之典”，即表明此点。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八月，玄宗下诏亦指出：“惟周公制礼，当历代不刊。”[33]穆宗时薛放的一段话也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史载：“穆宗常谓侍臣曰：‘朕欲习学经史，何先？’放对曰：‘经者，先圣之至言，仲尼之所发明，皆天人之极致，诚万代不刊之典也。史记前代成败得失之迹，亦足鉴其兴亡，然得失相参，是非无准的，固不可为经典比也。’”[34]薛放认为，“经”乃“万代不刊之典”，“史”虽有借鉴前代成败得失及兴亡之作用，但“是非无准的”，故不能与“经”相提并论。在唐人看来，《开元礼》即是“垂之不刊”、“后圣于是乎取则”之典，是“礼文”或“典礼之文”，其属“经”的性质无庸怀疑，它与仪注之区别亦是显而易见的。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八月，太常礼院所上奏文称：“详简贞观、显庆、开元礼书并仪注，今参酌古今，备其陈设及奏歌曲之仪……”[35]，此处称《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为“礼书”，与“仪注”并列，这同上引文称《开元礼》为“礼文”、“仪礼”一样，都表明《开元礼》与仪注并不等同。
吴丽娱先生曾指出：“唐人对于本朝礼的尊崇，理所当然为五代人继承。”[36]事实确是如此，南唐太常博士陈致雍亦曾有过这样的议论：“《开元礼》太宗纂之，高宗述之，玄宗定之，垂为永则，岂合改作！”[37]《开元礼》对后世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垂为永则”的《开元礼》，显然是仅为“一时之制”的仪注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判断《开元礼》的性质，应对唐五代人的认识予以充分的重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开元礼》是在全面综合、总结前朝礼制基础上而成的一部礼典，是对吉、嘉、宾、军、凶五礼的一种规范，其属于制度层面的礼，它虽然也记载了五礼之仪，与仪注有一定联系，但并非“一时之制”，而是“垂为永则”的长久之制，在唐代受到了礼经一样的尊崇，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并不属于《隋书·经籍志》所言的“仪注”，而是五礼的规范和一般性原则，是礼制，与仪注之间是体和用的关系。对《开元礼》性质的准确把握，有助于认识其在唐代的行用问题。
三、关于《开元礼》的行用问题
《开元礼》作为一部号称“一代典制”的煌煌大著，在撰成后是否行用于天下，自唐以来，以迄今日，仍未有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较早提出《开元礼》并未行用之看法的，大概是唐代中叶的著名文人吕温，他在《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38]中说：
……以论材审官之法作《大唐六典》三十卷，以导(《集》作“道”)德齐礼之力作《开元新礼》一百五十卷。网罗遗逸，芟翦奇邪，亘百代以旁通，立一王之定制。草奏三复，祗令宣示中外；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遂使丧、祭、冠、婚，家犹异礼，等威名分，官靡成规，不时裁正，贻弊方远……伏见前件《开元礼》、《六典》等圣(《集》作“先”)朝所制，郁而未用……臣请于常参官内选学艺优深、理识通远(《集》作“敏”)者三五人就集贤院，各尽异同，量加删定，然后敢尘(《集》作“冀纾”)睿览，特降德音，明下有司，著为恒式，使公私共守，贵贱遵行，苟有愆违，必正刑宪。
据日本学者内藤乾吉氏考证，此状时间在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正月至九月之间，“郑相公”即时任宰相的郑絪[39]。状文指出，玄宗时期所修之《六典》与《开元礼》，皆只是“宣示中外”，并未有“明诏施行”，“郁而未用”，以致丧、祭、冠、婚之礼，家家都不一样，“等威名分，官靡成规”。此状距《开元礼》成书时间约七十多年，且提及《六典》与《开元礼》的行用问题，故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四库馆臣在评介《周礼注疏》一书时，亦指出：“郑樵《通志》引孙处之言曰：‘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盖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略，俟其临事而损益之……’云云。其说差为近之，然亦未尽也……此又如《开元》、《六典》、《政和五礼》在当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传本，不足异也。”[40]可见，郑樵与四库馆臣同样认为《开元礼》在当时并未行用。当代学者吴丽娱先生认为，虽然《开元礼》制作的初衷是“折衷”两部前朝礼典，但它修订的时间至少持续六年之久；且受安史之乱的影响，《开元礼》似始终未能向民间颁布。直到德宗朝，仍然“不列学官，藏在书府”，“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而所谓“未有明诏施行”，只是未能像律令那样，下制使全国百姓一律服从[41]。
姜伯勤先生指出，敦煌文书中可以找到当时国家颁定的《开元礼》在社会生活中流行的佐证。例如P.2697号《丧礼书》，就引用了《开元礼》及杜佑的《唐礼图》，证明《开元礼》为土大夫遵行。而S.1725号所载《释奠文》、《祭社文》等，大抵系以《开元礼》为蓝本，而所附《用祭诸神物品牒》，明确证明沙州据开元礼释奠、祭风伯、祭雨师等[42]。
赵澜先生认为，吕温指出《唐六典》、《开元礼》“未有明诏施行”，当是事实，其原因在于，《开元礼》涉及的主要是朝廷礼仪，《唐六典》讲的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官员编制、职掌权限等，这些内容没有必要颁诏于天下，让全国民众都知道，主要靠皇帝与朝廷官员们来掌握。但没有颁诏于天下，并不等于没有行用过，《旧唐书·礼仪志》所载“颁所司行用焉”，即指明《开元礼》交有关部门使用[43]。
以上介绍表明，《开元礼》在唐代是否行用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笔者谨就此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如所周知，《开元礼》是在“折衷”前朝《贞观礼》与《显庆礼》的基础上写成的，那么，《贞观礼》与《显庆礼》的行用情况如何呢？《贞观礼》始修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成书献上，太宗下令颁行天下，《通典》卷四一《礼序》称：“贞观七年，始令颁示。”《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云：“(贞观)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献之，诏行用焉。”显然，《贞观礼》成书后即行用于天下。高宗即位后的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议者以“《贞观礼》未备”，令长孙无忌等“重加缉定”，至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修成《显庆礼》一三○卷，高宗自为之序，“诏中外颁行焉”[44]。《显庆礼》修成后，《贞观礼》并未弃置不用，而是二者兼行，史称：“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其所取舍，多依违希旨，学者不便，异议纷然。上元三年下诏，命依贞观年礼为定。仪凤二年，诏并依周礼行事。自是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辄别制一仪，援古附今，临时专定，贞观、显庆二礼，亦皆施行。”[45]既然如此，在“折衷”《贞观礼》、《显庆礼》基础上而重新撰成的《开元礼》，如果仅是“藏在书府”而不行用，就令人费解了。易言之，如果《开元礼》未行用的话，那么，开元、天宝年间朝廷、地方官府和民间的礼仪活动所依据的是什么呢？是《贞观礼》还是《显庆礼》，抑或二礼兼用？似乎看不到这方面的史料依据。有唐一代，在《开元礼》成书后，臣僚们更多的是引据和提及《开元礼》，而《贞观礼》与《显庆礼》则较少提及，说明二礼在开元以后的作用和影响已非《开元礼》所比。《通典》、《唐会要》、《旧唐书·礼仪志一》等记张说的奏疏皆为“望与(《通典》作“请”)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玄宗“制从之”，说明这一建言得到了玄宗的批准。正因如此，故《开元礼》撰成后，玄宗即下令“颁所司行用焉”，《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亦载：“制所司行用之。”这些都表明《开元礼》在当时是行用的。据《五代会要》卷七《论乐下》载，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正月，兵部尚书张昭等讨论“乐”时指出：“其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三庙大礼，合用十二管诸调，并载唐史、《开元礼》，近代常行。”说明《开元礼》中有关祭祀用乐的规定，是得到贯彻实行的。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八《请重修纂国朝所行五礼》亦称《开元礼》“行于累朝[46]。
《开元礼》撰成后，唐人对其注疏、解说之著述亦有若干，据《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载，有萧嵩的《开元礼义镜》一○○卷、《开元礼京兆义罗》一○卷、《开元礼类释》二○卷、《开元礼百问》二卷等。萧嵩所撰《开元礼义镜》，《通志·艺文略第二》、《崇文总目》卷一、《文献通考》卷一八七《经籍十四》等俱作“《开元礼义鉴》”，“镜”、“鉴”二字形近易误，当以《开元礼义鉴》为是。关于是书，《崇文总目》称：“唐萧嵩撰。既定《开元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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