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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开元礼》中有关新礼的行用情况。如前所论，“仲春兴庆宫祭五龙坛”、“仲春、仲秋上戊释奠于齐太公”等俱属新礼。据《唐会要》卷二二《龙池坛》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闰二月，玄宗下令祠龙池。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诏置坛及祠堂。十八年（公元730年），敕太常卿韦绦草祭仪，韦绦建言在每年二月仲春举行祭礼，牲用少牢，规格为小祀，得到玄宗的批准。《开元礼》卷五一《兴庆宫祭五龙坛》载有此礼仪的全部内容。五龙坛置在兴庆宫，任士英先生认为，祭五龙坛是唐玄宗的一个发明，意在从国家礼制的角度表明兴庆宫在国家礼仪场合下的地位，从而巩固兴庆宫所具有的政治中枢的地位[72]。所言有理。此礼是否行用呢？《唐会要》卷二二《龙池坛》有这样一条记载：“贞元六年六月，复祭五龙坛。”这说明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又重新恢复对五龙坛的祭祀。那么，此前情况如何呢？据《册府元龟》卷三四《帝王部·崇祭祀三》载：“（贞元六年）六月己酉，复祭五龙坛。初，开元中每岁以二月祭之，有司行事，著于新礼。自上元中罢中小祀，其祭遂废。及是，宰臣请复之，帝始以是日亲祭焉。”又《玉海》卷一○一《唐五龙坛》载：“《实录》：‘贞元六年六月己酉，复祭五龙坛。初，开元中每岁以二月祭之，有司行事，著于新礼。自上元中（元年闰四月己卯）罢中小祀，其祭遂废。及是，宰臣请复之，帝始以是日亲祭。’宋朝仲春祭五龙于堂，庙在国门东。”由此知《册府元龟》所记乃出自《实录》。上文业已提及，肃宗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因岁旱而罢中、小祀，五龙坛祭属小祀，除释奠礼外，自当也属于被罢废之列。五龙坛祭从上元元年被废，到贞元六年再次恢复，其间虽经历了三十年时间，但从上列记载仍不难看出，该祭礼在上元元年以前显然是在行用的，《郊祀录》卷七《祀五龙》记王泾案语称：“古礼无此祠，明皇置之兴庆宫……自后每年尝祭，至上元元年闰四月十九日权停中祀，因此废祭。至贞元七年春，诏令复祭之也。”[73]可为明证。又《全唐文》卷四八八权德舆《祭岳镇海渎等奏议》载：“……风伯雨师，本皆小祠，天宝中始升为中祠。贞元初，陛下又以事切苍生，屈巳再拜，况岳镇海渎，能出云为雨，故祝文有赞养万品、阜成百谷之言。国朝旧章，诸儒损益，伏请以《开元礼》祭官再拜为定。其诸神龙、毗沙门神等，在礼无文，今则咸秩，遣使致祭，推类相从。诸神龙准五龙坛例，毗沙门神准四镇山例，并主祭官再拜，请依太常寺状为定。谨议。”议文提及“贞元初”，又直称“陛下”，且谈到“五龙坛”，知其时间当在德宗朝贞元六年以后。议文“诸神龙准五龙坛例”，说明五龙坛祭在贞元六年恢复后，确实是在行用着的。这一祭礼，一直到宋朝仍在沿用。因此，我们不能因其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停废，就否认其在唐代的行用。
关于唐代对齐太公吕望的祭祀及其相关问题，高明士先生亦有过精彩的剖析[74]。《开元礼》卷五五《仲春仲秋释奠于齐太公》载有其祭祀礼仪。此礼以太常卿为初献，太常少卿为亚献，丞为终献[75]。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十二日，太常少卿于休烈奏称：“臣一昨因秋飨汉高祖庙，见傍无侍臣；飨太公庙，有张良在侧。伏以子房生于汉初，翊奉高祖，坐筹帷幄，佐定天下，考其年代，不接太公。自古配食庙庭，陪葬陵寝，皆取当时佐命，同受哀荣。太公人臣，不合以张良配飨，请移于汉祖庙。”肃宗从之[76]。据此，于休烈是以太常少卿的身份“飨太公庙”的，且时间正当秋天，说明“仲春仲秋释奠于齐太公”之礼确实是在行用着的。其后，至上元元年闰四月十九日，齐太公被追封为武成王，依文宣王置庙，“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77]。《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在记上元元年齐太公被尊为武成王之后，有这样一句话：“后罢中祀，遂不祭。”似乎武成王之祭在“罢中祀”之后不复进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首先，“后罢中祀”一语时间并不确定。有唐一代，“罢中祀”似只有上揭肃宗上元元年因岁旱而“罢中小祀”一次，具体时间在是年闰四月己卯（十九日），与肃宗下制追封齐太公为武成王事，俱在同一天，《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闰四月己卯条亦记二事发生在同时。可见，祭武成王庙与祭文宣王庙一样，当同在未被罢废之列。不过，中间可能曾有一段时间没有进行祭祀，《郊祀录》卷一○《释奠武成王》载：“其庙倾，暂废祭。屋宇倾摧，及今上在位，建中二年诏有司缮葺再修，祀事准旧差太尉充献。”[78]据此，知释奠武成王之礼曾因庙宇毁坏废祭一段时日，但建中二年以后，此礼照常进行。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八月，兵部侍郎李纾所上的一段奏文，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奏文称：
准开元十九年敕：置庙以张良配享，准式以太常卿、少卿、丞等充三献官。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敢昭告于齐太公、汉留侯。”至上元元年，追赠为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献，兼进祝版亲署。臣以今月三日蒙差摄祭，方睹庙仪。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师，张良即汉之少傅，圣朝列于祀典，已极褒崇，载在祝词，必资折衷，理或过当，神何敢歆？今者屈礼于至尊，施敬于臣佐，每谓御署并称昭告，于上下之祭，窃谓非宜，一同文宣王，恐未为允。臣以为文宣王垂教，百代宗师，五常三纲，非其训不明，有国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轲称：“自生人以来，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法，加先圣之名，乐用宫悬，献差太尉，尊师崇道，雅合正经。且太公述作，止于《六韬》，勋业形于一代，岂可拟其盛德，均其殊礼哉！前件祝文，请自今更不进署，其“敢昭告”，请改为“致祭”，请准式差太常卿以下。
观李纾奏文，其于贞元四年八月三日“蒙差摄祭”，主持对武成王庙的祭祀，说明此礼照常进行。查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贞元四年八月三日为戊寅日，且八月正当仲秋，在这一天祭祀武成王庙，与《开元礼》之规定完全吻合。对于李纾的建议，德宗下诏令群臣集议闻奏，大理卿于颀等四十六人附同此议，至同年九月十六日，德宗下敕：“以上将军以下充献官，余依李纾所奏。”[79]据此，献官由太尉改为上将军以下，祝文变动则依李纾所奏，说明祭武成王礼依然照常进行。因此，上揭《新唐书·礼乐志五》之记载是不可信的。
从唐代官员依官品设置家庙之情形，亦可看出《开元礼》中的一些原则规定是得到贯彻遵循的。《全唐文》卷四八六权德舆《请祔庙状》云：“按《开元礼》文，合立私庙三室，永怀怵惕，思展吉蠲。已于通济坊修建，择用二月二十日祔飨。臣位忝台司，时逢孝理，事循彝典，礼展私诚，感戴恩荣。不敢不奏闻，伏听敕旨。”据甘怀真先生研究，权德舆此状上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二年之间[80]。《开元礼》卷三《序例下·杂制》载：“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三品已上不须兼爵，四庙外有始封祖者，通祠五庙），牲皆用少牢；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祖祢于正寝，用特牲（纵祖父官有高下皆用子孙牲）。”很显然，权德舆状文中提及的“合立私庙三室”，正是依据《开元礼》的这一规定。据《唐会要》卷一九《百官家庙》载：“大中五年四月，武昌军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韦损奏：‘臣四代祖凑，开元中，于上都立政坊立庙，至建中四年，亡失木主，其庙屋及树并在。今臣官阶至三品，合立私庙，请祔享前件庙。’敕旨宜依。”同书还记此前不久，韦损之门吏右司员外郎杨师复曾以此事问于礼官，太常寺主簿韦孺实回答说：“……又准礼：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今韦尚书官至三品，自合得立三庙。”韦孺实所说的“礼”，即是《开元礼》，又说“今韦尚书官至三品，自合得立三庙”，显然也是依据《开元礼》[81]。从元和年间到大中年间，官员们在立私庙时，所依据的都是《开元礼》，这都说明《开元礼》之规定在唐朝中后期是得到遵循的，其行用应无疑义。
当然，煌煌一五○卷之《开元礼》，其所载五礼礼仪是否都得到行用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考察的问题。不过，就目前所见资料看，《开元礼》中的有些礼仪，在唐代似乎并未行用，如“养老礼”，《开元礼》载有其礼仪，但此礼在唐代是否行用，不见于文献记载，故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七七《嘉礼五十·养老》认为：“视学养老之礼，后世惟汉明帝、魏高贵乡公、北魏孝文帝、周武帝行之，如北齐、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