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立庙之初，先取礼司详定，兼请准《开元礼》：二品以上祠四庙，三品祠三庙，三品以上不须爵者，四庙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庙……余并准《开元礼》及《曲台礼》为定制……                                                         

宣宗批准了太常礼院的这一奏议。据此可知，大中五年重定的立庙制度，首先依据的还是《开元礼》，其次才是《曲台礼》，说明二者是并用的，《曲台礼》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开元礼》。陈戍国先生研究指出：“李唐开元礼与所谓开元后礼中的祭祀之礼基本一致，李唐开元定礼后祭祀之礼基本固定，其间即有变化，亦无伤大体。”[91]这一判断不能说没有道理。   
　　总之，我们倾向于认为，《开元礼》在唐代是基本得到行用的。那么，如何理解上揭吕温状文中所说的“草奏三复，祗令宣示中外；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郁而未用”呢？如上文所论，《开元礼》成书后，曾“宣示中外”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宣示中外”应该还伴有与此相应的朝廷诏敕，只是未能保存下来而已。而“未有明诏施行”，可能亦是事实，礼毕竟不能等同律令格式，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强制执行、遵守，它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道德、教化的力量，正如吴丽娱先生所言：“相信所谓‘未有明诏施行’，只是未能像律令那样，下制使全国百姓一律服从。”[92]至于说“郁而未用”，则恐不尽然。据唐末李涪撰《刊误》卷下《舅姑服》载[93]：     

　　贞元十一年，河中府仓曹参军萧据状称：“堂兄至女子适李氏，壻见居丧。今时俗，妇为舅姑服三年，恐为非礼，请礼院详定垂下。”详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岧议曰：“谨按《大唐开元礼》五服制度，妇为舅姑，及女子适人，为其父母，皆齐衰不杖周。盖以妇之道以专一，不得自达，必系于人，故女子适人，服夫以斩，而降其父母。《丧服传》曰：女子已适人，为父母何以周也？妇人不二斩也。妇人从人，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先圣格言，历代不敢易。以此论之，父母之丧，尚止周岁，舅姑之服，无容三年。今之学者，不本其义，轻重紊乱，寖以成俗。伏以《开元礼》，玄宗所修，上纂累圣，旁求礼经，其道昭明，其文彰著，藏之秘府，垂之无穷，布在有司，颁行天下，率土之内，固宜遵行，有违斯文，命曰败法乱纪。伏请正牒，以明典章。”此李岧之论，可谓正矣。凡居士列，得不守之！

　　《唐会要》卷三八《服纪下》亦有类似记载，但“今之学者”以下内容缺，知《会要》所引非李岧议论全文。据李岧所言，《开元礼》“藏之秘府”是为了“垂之无穷”，而“布在有司，颁行天下”，则明白告诉我们，《开元礼》不仅颁示天下，而且亦行用于天下。在李岧看来，《开元礼》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天下臣民的遵行，若有违者，则属“败法乱纪”，这显然已把《开元礼》上升到国家法纪的地步，与吕温状请求删定《六典》、《开元礼》，“著为恒式，使公私共守，贵贱遵行。苟有愆违，必正刑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种希望依靠国家的法制力量以强制推行《开元礼》的想法和要求，正是那一时期礼制混乱的真实反映。李岧乃详定判官、前太常博士，对大唐礼制及其施行情况应该非常熟悉，他所说《开元礼》曾“布在有司，颁行天下”，值得重视。前揭贞元四年兵部侍郎李纾称其“蒙差摄祭，方睹庙仪”，说明并非所有朝廷官员都能够参与并知晓当时的礼仪。因此，尽管李岧所说与吕温状文所言正好相反，但李岧毕竟是朝廷礼官，他说的应该更具有权威性。我们还注意到，吕温状文与唐德宗贞元二年所下敕文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敕文称：“《开元礼》，国家盛典，列圣增修。今则不列学科，藏在书府，使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94]把“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归因于《开元礼》“不列学科，藏在书府”，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吕温状文中所言《开元礼》“草奏三复，祗令宣示中外；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遂使丧、祭、冠、婚，家犹异礼，等威名分，官靡成规，不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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