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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家族小说的同曲异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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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 9:14: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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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的满足在礼法规定的范围内，就已具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因此，偷情嫖妓和私下包养姨太太被看作下流举动，有违道德伦理，败坏家风，扰乱家庭关系，为家族礼法所不容。所以高老太爷知道克定在外头私下娶了姨太太之后，勃然大怒，狠命责罚了克定。克安、克定的腐化堕落使得高老太爷重病不起，一命呜呼，大家庭森严的礼法殿堂也就轰然坍塌，难以保持各安其位的传统家族景象。
日本近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但是同样不能保证妻子与丈夫在性爱上的权力平衡。中国有钱人家可以娶姨太太，日本“只有上流阶级有钱蓄养情妇”，多数男人则选择不时与艺妓或妓女公开玩乐，“妻子可能对此感到不快，但也只能自己烦恼”。在岛崎藤村的《家》中，我们看到桥本家的婆婆种和儿媳丰世的丈夫都沉迷于艺妓的风情，艺妓瓜分了本该属于妻子的性爱权力，而且日本的妻子还不能像高家的沈氏那样大吵大闹，向家长告状，她们只能默默承受。艺妓贩卖的自然是循规蹈矩的家庭妇女所不具有的别样风情，妻子又想留住丈夫的心，“设法把丈夫的爱集于一身”。这样，桥本家的两代媳妇就陷入了可悲可怜的境地，她们不是向丈夫索要做妻子的权力，而是一味恪守妇节，委屈迁就，琢磨留住男人的秘法。日本家庭妇女的悲惨境地，是家族文化造成的。
日本的家族文化给予了男性寻欢作乐的特权，同时又以奇妙的文化观念来保持家族秩序的稳定，当然这种稳定的家族秩序是以牺牲妻子在两性关系中的部分权力作为代价的。“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不是犯罪。”日本人把性享乐划归到“人情”的范畴，坚持“人情不能侵入人生大事”的信条。“他们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划得泾渭分明，两个范围都公开、坦率”。日本人对两者的区别是，妻子的范围属于人的主要义务的世界，性享乐的范围则属于微不足道的消遣世界。日本人对家庭义务与“人情”的区分在空间上也是泾渭分明的。他们不能像中国丈夫那样“把自己迷恋的女人带到家里来作为家族的一员”。这样，日本的家庭婚姻规则既维持了夫妻关系的稳定，又为丈夫的享乐特权提供了方便，轻而易举地把妻子置于屈辱忍让的沉默境地，制造了许多像种、丰世这样的活寡妇。在日本家族中，丈夫唯一不能侵夺的就是应当属于妻子的“义务”范围。如果丈夫混淆“义务”与“人情”的界限，侵犯到属于妻子的“义务”范围，将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家族的反对。桥本家的达雄之所以遭到大家的鄙夷和批判，不在于他的放浪行为，而在于他让“人情”侵入了“义务”，违背了“人情不能侵入人生大事”的信条，抛弃了经营失败的家业，与一个年青的艺妓在别处成立了新家，侵犯了属于妻子种的“义务”空间。再加上他经营不善，造成了桥本家事业的惨败。因此，他别无选择，只有自我放逐，离家出走，同时亦被桥本家的成员集体放逐，有家不能回。
中日作家的两部《家》所讲述的年青一代的婚姻也值得比较。巴金的《家》在反映婚姻问题上着重表现的是代际冲突——家长包办婚姻与晚辈向往两情相悦的自由婚姻的冲突，传达的是个性解放和反封建礼教的主题。岛崎藤村的《家》反映的婚姻问题主要是新家庭与旧家族的纠缠，以及包办婚姻所造成的婚姻痛苦，呈现了明治时代残留的家族主义对新兴的个人主义的压制。新家与旧家的矛盾，正是岛崎藤村对明治时代家庭状况的体认。
巴金的《家》宣扬了觉民、觉慧为婚姻自主所作的单纯反抗，直接把家长个人作为制造悲剧的罪魁祸首。仿佛如果不是高老太爷的固执和其他长辈的糊涂，觉新等人的婚姻悲剧就不会发生。它所表现的年青一代的婚姻悲剧是压迫的悲剧。而岛崎藤村《家》所叙述的三吉与雪的婚姻悲剧是承受的悲剧。三吉之所以承受，不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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