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社会的活动十分复杂，既有诈骗群众钱财、奸*妇女、抢劫勒赎、*贩毒、聚*窝娼以致被*野心家利用，实现其登基称帝梦想等阴暗面，又有被农民起义利用，成为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工具等光明面，所以人们在分析、看待秘密社会的性质与社会功能方面，产生了分歧。

旧的封建史学，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对于秘密社会的活动，一概否定。对于那些打着秘密社会旗号的农民起义，更是深恶痛绝，视为叛乱。他们称秘密教门的起义为“教匪”，“邪匪”，称秘密会党的起义为“会匪”，“土匪”。

到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为了利用秘密社会，尤其是秘密会党的力量，进行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曾对秘密社会予以较好评价。革命党人陶成章认为秘密教门白莲教“初立之本意，本在驱逐蒙古，虽借宗教为惑人之具，而其间实含有民族主义也”[1]孙中山先生曾称洪门即天地会乃“民族老革命党”，誉之为保存在汉族下层人民中的“民族主义根苗”。二、三十年代的史学家们，在论及秘密社会，尤其是有关会党的历史时，便沿用了革命党人上述论断，认为天地会等秘密会党乃是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为了“反清复明”而建立的“民族革命团体”。  

全国解放后，大陆学者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重新研究中国的历史，改变了旧史学敌视农民起义的观点，对农民起义加以肯定和颂扬。由于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都是打着秘密社会的旗帜进行的，因而把秘密教门和会党本身也纳入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范畴。有些论著，在评价秘密社会的功过时，大多只肯定其反抗封建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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