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还有一些特殊的看法。当1906年清政府讨论新官制时，反对设责任内阁的人中有人认为，行政是与立法相对的，现在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没有召集，就马上设责任内阁，内阁没有议会的牵制，大权在握，将会危及君权。（注：参见赵炳麟奏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24页。）这表明，部分官员担心内阁总理权力过大，希望用议会来平衡或限制。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人担心设议会以后，议会过强，行政大权将为议会操纵，这不符合他们所谓的“大权*”，并且将危及君主的权力。他们认为“在议院*之国，则议会操纵政府”，但是在大权*之国，应该是“政府操纵议会”（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宪政编查馆全宗》，7号。）。在这些人看来，由行政系统来表达君主的旨意要顺利得多，而议会则往往会与君主的旨意相冲突。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分离，是现代国家体制的重要特征。端方认为，司法独立与责任内阁、国会是同等重要的。“司法之裁判所，据一定之法律以裁判刑事、民事之诉讼，乃以此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而其所最重要者，则司法权独立于行政之外，不受行政官吏之干涉。”（注：《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在司法权独立的同时，还有司法统一的问题。在进行司法改革之前，中国的司法制度是极其复杂和紊乱的，在中央有刑部、大理寺，而内务府的慎刑司以及理藩院、步军统领等都有司法权，“处分不出于一途，其戾于公平之旨可知也”（注：《欧美*要义》第十一章，第103—104页。）。因此端方等主张司法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同时，又主张统一司法机构，设立各级裁判所和司法行政机关，其余纷乱的裁判机关全部废止。但是，正如前述主张立宪的官员们对立法、行政的理解一样，他们主张的司法独立，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而主要是设立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审判机关。

　　这里附带提一下，主张立宪的官员有不少强调法治。比如前面提到宪法的时候，他们大多解释为自君主、官员以至人民都要遵守。端方也比较过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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