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书》中提出明孔、祀孔、尊孔。1897年,康有为在广西看到孔子形象衰微和耶稣独尊的反差,便组织圣学会,创办《广仁报》和开设广仁学堂,都以尊孔为号召。
维新期间,康有为上折,“请尊孔教为国教,立教部、教会”,号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鼓励到外国传孔教。[16](p287)他说:“不以孔子大教为尊,则人心世道不可问……乞明诏设立教部,令行省设立教会讲生,令民间有庙,皆传祀孔子以配天,并行孔子祀年以崇国教。”[11](p283)经济上也给予保障:“其有讲学之士,行高道者,赏给清秩。”[16](p292)
他还倡导使用孔子纪年。《强学报》揭载“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模仿西方的耶稣公元纪年。
二 创教目的
除了作为变法的权宜手段,创教本身也有独立的追求目标。
(一)富强国家
康有为误读了西方,认为宗教是西方列强致胜之源,“凡天下国之盛衰,必视其教之隆否。教隆则风俗人心美,而君坐收其治;不隆则人心坏,而国以从之。此古今所同轨,万国之通义也”[16](p291)。
陈宝箴说:“康有为当海禁大开之时,见欧洲各国尊崇教皇,执持国政,以为外国强盛之效,实由于此。”[10](P358)黄遵宪指出,康有为“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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