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必要首先创立自己的宗教，然后以本国的教会和西方列强的教会平等订立教律：“今若定律，必先去其国力，乃可免其要挟，莫若直与其教会交，吾亦设一教会以当之，与为交涉，与定和约，与定教律。”[16](p289)

 “同立两教和约，同定两教法律。若杀其教民，毁其礼拜堂，酌其轻重，或偿命偿款，皆有一定之法；彼若犯我教，刑律同之。”[16](p289)“教皇无兵无舰，易与交涉，宜由衍圣公派人驻扎彼国，直与其教皇定约，定律尤宜措词。教律既定，从此教案皆有定式，小之无轻重失宜之患，大之无借端割地之害，其于存亡大计，实非小补！”[16](p289)希冀通过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教律来解决教案问题。

（三）掩护变法

康有为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19](p267)这是他对孔子改制方法的认识，并直接挪用为他维新变法的策略。他企图在“孔子圣意改制”的护身符下，借用孔子的权威，保护自己的改革变法主张。

粱启超指出，康有为“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先生者，孔子教之马丁路得也。”[9](p70)

 “中国重君权，尊国制，猝言变革，人必骇怪，故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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