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曾经指出,俞樾“对於今文学和古文学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13](Ｐ5)。俞樾这种兼采经今古文学的态度,首先体现在他治经的次序和体系中。他所著《群经平议》和《茶香室经说》,说经顺序均为:《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尔雅》。他在《雷甘杞说文外篇序》一文中强调:“《大学》、《中庸》两篇,可归并《礼记》中,不必别出,诸经以《周易》为首,《论语》、《孟子》宜列于后。”[6](Ｐ4)可见,他的这种说经顺序是经过认真考虑后确定的。这一顺序与《十三经注疏》的顺序略同,这说明他基本上倾向于经古文学的系统。然俞樾将这一系统加以细化时,相对于《十三经注疏》来说,则有较大的调整。《春秋》三传依《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为顺序,这反映了他重《公羊》轻《左传》的治经倾向。并且,《尚书》4卷所涉及的内容仅为伏生所传今文28篇,另有《康王之诰》和《序》。《盘庚》虽分3篇,其训诂之文则强调:“宜仍伏生之旧,合为一篇。”[12](Ｐ1)

    俞樾治经,着力处在文字训诂和名物典章的考释,正因为此,俞樾一向被人视为朴学家。在对经传的训释方面,俞樾以东汉诸儒为主,多采古文经说。他基本上采纳经古文学的说经系统即反映了这一特征。他对东汉经学家许慎、郑玄、马融等多所继承,在俞樾的著作中,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这里勿庸多举。然在经学思想上,俞樾又具有今文经学的倾向,他曾强调:“夫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为后世法,皆所以治来世也。”[14](Ｐ42)俞樾既在思想上倾向于今文经学,且认为“六经”都贯穿着孔子治“来世”的思想,这必然会影响到他对经传的训诂、阐释。他一方面认为《春秋》是“孔子所立素王之法”[15](Ｐ7),另一方面又指出《周礼》“非周公之书,亦非周制”[16](Ｐ2),且认为《左传》不传《春秋》,“不当厕之《春秋》之后,强名一经”[16](Ｐ5)。有鉴于此,他训释《春秋》经传“以《公羊》为主”[11](Ｐ7)。他还把《礼记》中的《王制》一篇看成“素王之法”[17](Ｐ2),并从孔子改制的思想出发,阐释《王制》中的各项制度。在他对《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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