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治经思想和治经风格都有其长处，亦有其局限。俞樾既强调以疑存疑，其治经自然不那么严谨整饬。再加俞樾务为“通博”，对不少问题缺乏专门的、精深的研究，因研究不透而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亦当不少。然此种治学思想和风格往往能发现和提出新问题，为后学者作先导。对于俞樾的这种治学思想和风格，后之学者以此为病者固不少，然赞成者亦不乏人。梁启超对此未曾加以批评，钱玄同进而号召人们学习俞樾大胆疑经的精神，宋恕则对俞樾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俞樾集“了真”、“洞至”、“入圣”、“极贤”、“擅鸿”、“兼文”、“践通”、“包儒”诸优长于一身，“学问至德清先生观止矣！”[17](p.105-108)宋恕此说虽未免偏颇，然他能从“名学”出发把握俞樾的学术风格，强调俞樾“名家之学殆过实斋”[17](p.90)，则的确算得上是俞樾的学问知己。因此，他虽没有明确说明对俞樾此种学术风格的看法，其不以此为病当是毫无疑问。因此，就俞樾来说，这或许并不算是弊病，我们亦无须以此苛责俞樾。然就中国的学术传统来说，人们往往重接受而轻忽思考，因此，读者往往希望著者在书中提供精确不磨的答案。如果以此为要求，俞樾的经学著作确然有很大的不足。对此，后之学者不能不知。另外，俞樾晚期过于追求新异，以至其《茶香室经说》等著作中，大多为疑似之见。其著作虽也有它的特殊价值，但终究让人们觉得是个缺陷。

俞樾学术思想的局限有些方面属于学术风格上的问题，但主要还是他对中西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使然。如果说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保守立场还隐含一些合理成分的话，他对“刲股疗亲”、“以身殉夫”等具体道德表现的赞美、歌颂，则无疑是极端陈腐和落后的。因此，俞樾学术思想的局限是其落后于时代的思想观念在学术上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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