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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俞樾学术思想的几点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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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42: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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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俞樾既站在维护传统道德的根本立场之上，又以“变”为圣人不得已之举，他对现实社会的变革，必然因此缺乏主动精神。他总是被动地一点一点地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而“变通”。由于他清醒地认识到晚清社会的矛盾已非常尖锐，清王朝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因此，他对举办“洋务”、“新政”的必要性能表示理解。但他同时又敏感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5](卷六.p.20)深知“洋务”“新政”的开展，必将冲击乃至动摇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他内心对“洋务”及其西学又实有抵触的情结。在他看来，“乌喙蝮蝎”之属，虽可以治“瘤疠痈疽”之毒，为医者“所不废”，但毕竟是有毒之物。有见于此，他虽对“洋务”、“新政”在总体上加以理解支持，对于他人乃至自己的从孙、弟子学习西学亦不反对。他在遗言中还表示，子孙“苟有能通声、光、电、化之学者，亦佳子弟也。”[6](p.99)然他自己却“隐居放言，谨守包咸不言世务之义”，强调自己“于一切洋务、陆军、海军，皆非所知，亦非所欲言。”[7]（卷八,p.4））从这种现实*态度出发，俞樾虽处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日甚一日的时代，他对西学则从来不去主动吸取。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西学已在“吾儒包孕之中”，只要“经史并通，即於体用兼备”。因而反对有些书院在常课之外，别设一课，“专考经济有用之学”的做法。[8](卷三,p.5-6)由于他对西学的这种态度，终其一生，他的西学知识可以说是极为贫乏。在他的著作中，除介绍过熊拔三的《西洋水法》和合信所著《博物新编》外，于西学仅有少数几处零星的涉及。正因为他对西学茫无所知，直到1897年还坚持认为，如果精练20万藤牌军，用藤牌佐以飞叉，则“破外夷之火器，有余裕矣！”[9]( 卷二,p.19-20)他对西学之盲昧竟至于此！到19世纪90年代初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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