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既以“卫道”为己任，其治学指导思想自然服从于他对道德教化的需要。19世纪80年代以前，他训释群经虽重视发挥其道德教化的功能，但他同时也提倡荀子的“法后王”思想，重视发挥传统儒学中的变革内涵。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化，西学、“洋务”对传统道德及生活方式的冲击作用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更多地强调自己为孟子之徒，要求“法先王”、“守先王之意”，并以“守先待后”为己任。1881年，他作《三大忧论》和《自强论》，前者强调传统文化及其道德乃至整个民族的危机；后者则高扬孟子“返本”之说。俞樾一向不过问现实*，这两篇难得的政论文章，并不是随意而作，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俞樾治学宗旨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以道德教化的需要为根据。但尽管如此，由于戊戌变法以前，传统文化及其道德的危机表现得还不很尖锐，俞樾对“荀子之徒”的变革主张还是能努力去适应。
从戊戌变法前后开始，俞樾再也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传统文化的危机和清王朝行将崩溃的命运，都使他惶恐焦灼。他不仅将“忧时泪”在许、郑先师之前洒了又洒，而且一再发出“久居人世待何如？”[13](卷十六，p.1)的哀叹。1900年，他作“祈死”诗，又为“八十自悼文”，其内心之绝望可以想见。然而，就在俞樾惶恐绝望之际，其弟子章太炎则顺应时代潮流，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对此，俞樾极为愤怒，斥章不忠不孝，并发表“破门声明”，将章太炎革出师门。章太炎亦不妥协，于1901年写了《谢本师》一文，表示与乃师决裂。两人从此分道扬镳。俞、章两人的分手，正是俞樾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俞樾对传统道德的执着、虔诚的态度来看，他将章太炎革出师门是严肃认真的，并不仅仅是“为掩人耳目”做做姿态而已。[6](p.72)然就章太炎而言，他仅仅是在*上与乃师决裂，并不是从此不承认这位朝夕与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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