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以上训诂，都异于前人之说，然并没有多少显明的证据，多为推论之词。揆其意，盖以为前人笺注，有损圣人及门徒作为道德典型的形象，故出此说。俞樾之经说，诸如此类者尚有不少。不仅如此，他品评历史人物亦往往从道德教化出发，喜以因果报应为说。他论晋文公云：“有阴谋者，必有阴祸。”谓晋祚之所以不永，乃晋文公“谲而不正”之报。[2](卷一，p.2)他论马援，亦与此相仿。为了宣扬因果报应，俞樾颇佑《左传》以成败论人。他说：“孔子作《春秋》，微其文，约其词，於当时诸侯大夫之罪，未尝斥言之也。夫使当时诸侯大夫之罪而皆著於后世，则人将以天道为疑，天道不信於天下，而天下乱从此起矣！”因此，他认为《左传》以成败论人，于齐之陈氏、晋之韩赵魏，以及陈、蔡、江、黄诸国，皆著其所以兴之之理，使善有所慕，恶有所惧，是“深得圣人之意”。他还强调：“左氏不以成败论人而务得其实，则可免后世之讥，然其为天下祸且愈以烈。”[2](卷二,p.5)由此不难看出，俞樾本人未必真相信因果报应之说，他之所以如此强调因果报应，主要是为了道德教化的需要。如果说这还有些含蓄的话，他对待东汉王充所作《论衡》的态度，则进一步表现了他的这种倾向。他自言：“汉人之书，……独不喜读王充之《论衡》，以为有大谬於圣人者。”其所以然者，则缘于王充不信因果报应之说，认为世人受福佑并非行善所致，“实则遭遇使然耳”。[11](卷五，p.8)可就在同一杂文集中，俞樾又有《沈懋卿事释疑》一文，该文则又引用王充“遭际有命”之说释沈氏虽称善士而不得善终之由，以“性善命凶为沈君定论”。[11](卷四，p.8)俞樾之“实事求是”精神，于此则完全为“致用”的需要所代替。以此观之，俞樾释经，凡关乎风俗教化，即便其说有些根据，主观动机则实可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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