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政府的外债累计超过12亿两。梁启超分析说，假如“无外债之可借，则十年以来，国既亡久矣”，因为“政府所需之款项，骤增于前，而无术以取给，势不得不加赋税。赋税骤加，则民惊扰而怨言，揭竿斩木，所在皆是”，“历朝覆亡之末运，皆坐是也”，而清政府正是通过举借外债，才得以“尚延残喘以逮今日”[2]。在梁启超看来， 外债如同一粒速效救心丸，暂时消解了清政府因巨额战争赔款而带来的*危机和财政压力。但沉重的债务以及因此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却足以使清政府的财务乃至*土崩瓦解。梁启超警告说，“养痈之患，甚于溃裂；倒持太阿，惨于鼎迁。及今不图，则他日亡中国者，必自外债也”[3]。
梁启超的“借债亡国”论决非危言耸听，也不是一种纯学理的逻辑推理，而是基于一定历史性的分析。其实，梁启超之前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等人，就陈述过土耳其、波斯等国“借债亡国”的历史事实。梁启超的贡献在于展其所长，从更宽广的历史变局中认识这一现象。他总结说，近代史上因借债亡国的国家以埃及最具代表性，“埃及自苏彝士河开通之后，始借外债于外国”，“其始骤进多金，外观忽增繁盛，埃王心醉外债之利”，大量借债于英、法发达国家，不足十年，借债高达“五万万三千二百余万里拉”。然而，“曾几何时，埃及财政扫地不可收拾”，“及至山穷水尽，罗掘俱空之际犹复裁减兵士之饷，使军队无力，不能相抗；使富豪尽锄，无复自立；清查通国之田亩，使农民骚动，鸡犬不宁”，“又欺小民之无识，以甘言诱，以强威迫，使全国的土地，大半归欧人之管业，民无所得食，鬻家畜以糊口，饿殍载道，囹圄充闻，而埃王卒及被废，拥立新王之权，归于债主之手矣”[4]。
埃及与中国同称为文明古国，进入近代社会的时代背景也有相近之处。1840年是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的开始，也是英、俄、奥、普、土五国签定《伦敦条约》，迫使埃及就范的开端。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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