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上述论证算不上新颖，马建忠早在1879年的《借债以开铁路说》中，就陈述过无论强国弱国都可以借债获利的历史事实。梁启超所作的努力在于进一步解释这种现象背后的经济原因。他认为，国民经济总体与私人社会经济一样，如果因自己的经营资本不足而借贷，只要经营得宜，所获赢利便可逐年偿还本息，且有结余。同样，国家在发展国民经济时，虽然自然资源富饶，而国民资金力量不足，势必借举外债。梁启超进一步指出，有些不该举借外债的国家却不得不舍弃内债而举借外债，这其中必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一，要使国库免受重息之累，直接为财政利益着想，间接为减轻国民负担着想；其二，为避免通过内债方式剥夺个人企业资本，从消极方面保护税源，勿使渐涸；其三，以外资启动本国金融市场、奖励企业，从积极方面培育税源，使之日进，以增加财政收入。总之，“凡一国以特别事故，致生金融紧迫现象者，最善莫如得外资以为之调剂”[13]。近代中国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和割地赔偿，理所当然地激发起中国士大夫和民众的民族主义爱国反抗情绪。但是，由于国民昧于国际大势，缺乏对中外实力比较的起码知识，遭到失败和挫折后的愤慨感，很容易转化为不顾时势和条件可能性的求战心理。反映在外债方面，就是无条件地反对利用外资，“猜忌外资，痛恶外资，设种种方法以拒绝外资”[14]。梁启超则直言不讳地说，“生今日之中国而侈言拒外债，虽谓之病狂焉可加”[15]。“试问吾国民现在之资本力，果足以开发一国重要之利源与否？”“仅铁路一端，其应备资本”，已足以让国民捉襟见肘，“其余若矿物若制造若转动商业，所需资本之巨，以比较推算之，又当得几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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