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特别指出，梁启超这种“借债亡国”论形成于变法失败后的1901年前后，这也是他涉足外债的开始。此时的资本主义随着向垄断资本的过渡，越来越加重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以攫取更多的利益。这种利权日溢、漏卮日亟的现实刺激，激发了梁启超强烈的危机意识。另外，变法失败后，被梁启超称为“庸腐奸险貌托维新之疆臣”的张之洞正热心于举借外债，这无疑添加了梁启超对外债的恶感。这样，出于被压迫者反抗的本能，更主要是灼热爱国心理的驱动，梁启超“借债亡国”论的特定时代背景的基本底色也就清晰地显现出来。“借债亡国”论虽然道出了资本与魔鬼常相守的历史事实，但毕竟不是一种科学的论断，不久也被他本人所扬弃。

　　　　　　二

　　外债一直是近代中国极为敏感的问题，庙堂之上洋务派和顽固派曾为举借外债而争论不休，晚清早期的改良派思想家也为外债的是是非非进行过反复的思考和论证。不言而喻，这些都为梁启超全面看待外债问题提供了思想材料。另外，随着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知识的进一步了解，也使他有可能从学理上辩证地对待外债输入问题。梁启超认为，“外资之来，非特投资者享其利也，而主国亦食其赐。此实不刊之公例也”[10]。梁启超开始认识到，外债作为筹集资金的手段，利弊互见，关键在于如何使用。运用得好，就会大大加速借债国经济的发展；运用不好，才会导致借债亡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日本等国家都通过大量举借外债，迅速实现了富国强民。以意大利为例，“其在建国之始，即已继承前此诸小邦之旧债二十四万万三千七百万里拉，建国以后事事步趋列强，修铁路、兴教育、奖工艺，日不暇给”，所需经费“悉仰给于公债”，“其公债总额，盖一百二十四万万里拉有奇”，其中外债占绝大部分，而且“每岁债息在外国市场支给者居百分之七十八，在本国市场支给者仅百分之二十二”，“负累于外国者如此其重，当时旁观鲜不谓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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