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结合中国实际，具体分析了国家应当募集外债的理由。其一，从财政上看，当时中国财政竭蹶已极，每年入不敷出在一万万内外，“长此以往，官俸兵饷动致延久，以致无以养官廉，且大乱迫于眉睫”，在此情况下，政府往往以“恶租税、恶贷币、恶内债”的方式剥削民脂民膏，“使举国枯腊，而大乱益无所逃避”，如果以“外债为挹注，则目前之荼毒或稍可减杀”。这虽然“不过为苟安目前挖肉补疮之计”，“但为现政府计，舍此固诚无以自存”[17]。其二，就国民生计而言，中国富有的是资源和人力，短缺的是资本，以致因为没有资本而使土地劳力失去效益。资本主义国家则是资本过剩，如果能借低利外债，可以解决中国“百业待举”所需要的资金，何乐而不为？因此，“不审情实，而徒畏外资如虎，憎外资如蝎者，未可谓是健全之理论也”[18]。
如果说把借债用于缓解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和换取暂时的*稳定是梁启超固有的主张（见本文第一段），那么，从投资学意义上去解释借债的必要性，则是梁启超外债思想的发展。应该看到，“资本短缺”的确是制约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瓶颈”。中国近代企业从创办到发展一直难以摆脱资金不足的困扰。近代企业家张謇从1895年开始筹办通州大生纱厂，为集资奔波5年，到1899年试车投产时， 库存原料只够半月，流动资金全无。张孝若在回忆他父亲的这段艰难创业史时说：“这边筹到款用，明天又不够了；天天过年三十夜，弄到万无法想的时候，常常跑到黄浦滩对天长叹，看江也是长叹，眼睛里的泪同潮水一样涌出来”[19]。因此，梁启超从人力、资源与资本的相互关系中阐发举借外债的理由，既符合经济学的一般规则，也符合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实际。外债固然可以解决近代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然而，民族资本是否因此而发展？国家民族是否因此而免除亡国的厄运？在梁启超看来，这些问题决不只是一个纯经济学问题，更主要是一个*问题。基于这种理解，梁启超对外债问题的思考集中移向*领域，强调*改良是举借外债的必要前提。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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