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厘卡抵旧债已略尽，今益以莫大之新债”，政府将以何术“不为债累也？如其不然，则一切税源皆供外人干涉之具也”。

　　“若以铁路作抵，则路权所及，国权随之。使债务不能履行，此即开瓜分之渐。”

　　“铁路诚属生利之也，然使现在无责任之政府管理之，则利且日减，即有利亦岂能归诸国库以为还债之用？”

　　借外债即使可以以铁路作抵押，但“所借之债，岂能专以筑路？筑路以外之债可尽以路抵乎”？

　　所借外债应该用于生产事业，但“以现在之政府复无国会监督于其旁，债一到手，论者敢具甘结，保其决不用之于消费的乎”？

　　诸如改革行政之类的消费性事业，固然可以借债，然而，“论者又敢保现在政府能举改革行政之实效乎”？

　　即使能够把所举借之债，“尽投诸生产的矣，然生产事业，其举之必待人，今之政府其果为能办理生产事业之人乎”？

　　“论者又或谓得一封疆贤大吏举债以办一地方之事”，但“以现政府之漫无策画，惟私利是图，此所谓贤大吏者，能保其久于其任乎”？

　　用所谓的“封疆贤大吏举债以办一地方之事”，此端一开，其他地方“纷纷效尤何道以禁”，他们“贪一时之安便”，而“忘永久之患害”。

　　借债应用于国民的生产事业，但由于“国民企业能力之缺乏”，“而恃为资本之外债，其一掷而不可复也”。

　　“助长国民企业能力而匡救其失者，责实在政府，使有善良之政府，一方面为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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