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正是西方列强侵略、争夺东方的产物，埃及为此也写下了自己屈辱的亡国篇章。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这里要指出的是这条贯穿东西方的通道曾使埃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史学家统计，埃及政府当时修建运河的花费，包括购买运河公司股票费、购买河谷地产费、挖掘淡水渠费、庆祝运河通航耗费、仲裁费以及贷款利息、佣金等共计达“一千六百八十万镑”[5]。 为支付如此巨额开支，埃及政府被迫走上借债的道路。从1862年至1876年，“共借外债六千八百万余镑”，加上“短期贷款二千六百万镑”，两项共计“九千四百万镑”[6]。每年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巨额利息后的剩余， 已“不够维持政府的日常开支”[7 ]。埃及政府陡然跌入外债的陷阱而无力自拔，只能走上出卖主权的道路。到19世纪60年代末，埃及的*、财政和司法大权被英法列强所控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便是梁启超把苏伊士运河的开辟作为埃及“借债亡国”的起点的合理化解释，也是他“读埃及近世史”“不禁股栗焉”的原因[8]。
梁启超后来在其著名的《外债平议》中，进一步分析了借外债容易使债务国亡国的七种原因，其一是债权国必为富国强国。他们不怕债务国不履行债务，“彼之力足以自取也”。其二是财政紊乱的国家必定*腐败至极，一旦举借外债，“必不断送全国而不止”。其三是外债使借债政府“晏然自忘其危而其益侈”，“以至偿还无着，致受干涉”。其四是全国奢侈之风因外债而起，“本期持以殖利之资，转瞬而消费殆尽”。其五是国民无经济学常识，无近代企业组织管理经验，“投资经营若以石投水，终必至本息无着而后已”。其六是大量外资骤然涌入，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引起投资狂热，继而引起经济恐慌和产业凋敝，以致不能履行债务，引出债权国的干涉。其七是通货增加又引起物价上涨，刺激外货输入，造成贸易逆差，又使货币外流，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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