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奕ｘīｎ＠②等奏请派遣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毂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会同接受清政府聘请担任清政府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前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前往欧美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是为遣使的第二次尝试。

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蒲安臣使团是正式的官方外交使团，负有正式的外交使命。

当时，清政府面临着“转瞬又届十年修约之期，（西方列强）必致多方要挟，如开铁路，造铜钱等事再三恳请”〔39〕的严峻形势，尤其令清政府忧虑的是西方列强有可能“互相要约，群起交争，甚至各带兵船，希冀胁制，务满所欲。若不允准，无难立启衅端”〔40〕。因此，总署王大臣认为遣使已至关紧要，“未可视为缓图”〔41〕。在他们看来，派遣一个使团访问欧美有约各国，可以“笼络外洋”，缓和中外之间的紧张气氛，“派大臣前往各国，遇有中国不便事件，即可商之该国，以免隔膜，外国使臣亦不至动凭臆见，肆其要求，而该国政令之得失，形势之强弱，亦可洞见端倪，以凭筹策”〔42〕。奕ｘīｎ＠②等在奏派蒲安臣为使时明确提出了外交任务：“现值修约之期，但与坚明要约，派令试办一年，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遽应允，必须知会总理衙门覆准，方能照行。”〔43〕因此，第二次尝试并不是第一次的简单重复，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它表明清政府在遣使之路上又迈出了一步。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