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节问题一向是中外交往最敏感的问题。在第一次尝试时，虽然也用了外国人，但是，赫德只是以向导的身份出现，而且由于第一次尝试没有外交使命，也就避免了外交礼仪的麻烦，因此，居前台的始终是斌椿，赫德则隐藏在幕后。第二次尝试就不同了，它有外交任务，必然牵涉到礼仪问题，而坚持中国的礼制被认为是维护天朝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在当时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总署诸公当然不敢轻率处之。他们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44〕。也就是说，用外国人为使可以避开长期纠缠不清的礼节问题，因此，他们聘请了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实际担任此次外交行动的总首领。因为他是美国人，因此，即使他在外交场合没有遵行中国礼制而行西方礼节，也并不能够表示中国政府在礼制问题上已经让步，而只能解释为暂时回避。清政府还特别训令蒲安臣，“彼此概免行礼，俟将来彼此议定礼节，再行照办”〔45〕，其态度非常鲜明。但这只是清政府的一厢情愿，蒲安臣使团出访的结果表明：清政府既想收外交之实益，又避开外国人争持的礼节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出访中，蒲安臣遵行了西方外交礼节，使得清政府在后来的外交礼节争论中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外交礼节并没有因为用外国人为使而取得妥善的解决，倒是蒲安臣赫然居于使团的头面人物位置上，引人注目。

清政府在第二次尝试中，仍然采取了稳健、谨慎的态度，有限地追求新的目标，这与第一次是一致的。他们虽赋予此次尝试以外交的使命，希望从遣使的外交效益方面探索遣使的可行性，但又在企图避开礼制的问题，把它留到以后去解决，因此，他们绕了一个小小的圈子，派了一个外国人来充任使团的首领，完成这艰难的一步。

这次尝试从1868年2月持续到1870年10月，历时两年又八个月， 遍访了欧美有约各国，所到之处，受到了各国的普遍欢迎。奕ｘīｎ＠②等认为此举“于中外一切交涉事件颇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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