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后才有派遣斌椿的设想。奕ｘīｎ＠②等说，同文馆学生“于外国语言文字均能初识大概，若令前往该国游历一番，亦可增广见闻，有裨学业，……唯该学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必须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庶沿途可资照料，而行抵该国以后，得其指示，亦不致因少不更事，贻笑外邦”〔36〕。第二，从斌椿此行的任务言之，管带学生是他此行的根本任务，而考察异域风情只是附属任务。所以，若没有派遣学生出游之举，也就没有派遣斌椿之事发生，没有带学生的任务作遮羞布，考察的任务被管带学生的任务所掩盖，斌椿的被派遣也以同文馆学生的被派遣为理由。
但从使节制度的近代化角度来考察，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派遣斌椿去考察欧洲才是这次尝试最关键的一着棋，因为总署派遣斌椿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遣使的可行性。但是，他们又不敢公开他们的目的，因此，我们认为，遮遮掩掩，唯恐跋前踬后的行为方式是此次尝试的最明显的特征。
总署之所以选派了斌椿这个人作为马前卒，看来也曾煞费苦心。这一点，我们只要分析斌椿此人的基本情况就会一目了然。第一，他是汉军旗人，朝廷官员，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派遣自有某种官方的意义在。第二，他又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37〕，位秩不尊，如果此行未获积极结果，既无伤大清体面，也不至对近代使节制度的建立产生致命的消极影响。第三，他是赫德的中文秘书，“襄办年余以来，均尚妥恰”〔38〕，说明他思想并不保守，行为也比较可靠。因此，他正是首次尝试的最适合人选。
斌椿此行写了一本《乘槎笔记》，此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斌椿完成了清政府委派的考察任务，还在于该书是清末政府官员首次站在官方立场上亲身考察仍有“蛮貊之邦”之嫌的欧洲社会，无论是从考察言之，他把所见所闻，笔之于书，传之于人，必然会对中国朝野士大夫产生强烈的反响。他肯定了西方的先进，并没有把英国描绘成中国人设想中的夷狄之邦，他的观点虽然不受顽固派的欢迎，但对于近代中国人认识西方，走向世界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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