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对中国人的外交价值观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妨碍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西方世界的正确认知，生长在这种封建文明躯壳里的中国政府很难平等地对待域外的民族，国防和外交也只有在与国家安全问题相关时才偶尔显示出它的意义，在更多的场合，则多半成了一种炫耀国威、唯我独尊的宣传工具。

乾嘉时期的清政府中衰之象已现，但鼎盛之形犹存，正所谓：“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1 〕因此，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在中国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不可能重视前来叩关的西方国家。正因为如此，它对于来华的西方外交使团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严加排斥，没有引发出丝毫的兴趣。不但如此，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不贵其物，惟贵其诚”〔2〕，满以为“天威能使万心降”〔3〕，西方国家可以被感化在中国儒教文明之下，对于天朝体制顶礼膜拜。在乾隆时期，清政府把马戛尔尼使团当贡使团接待。在嘉庆时期，清政府把阿美士德使团也当贡使团接待。结果是两次交往，双方都未能如愿以偿。对于来华的西方使团，嘉庆皇帝谕曰：“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4〕。充分显示了蔑视西方、唯我独尊的大国文化心态。

鸦片战争后，时移势异。两次鸦片战争表明了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西方国家已经滋长了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野心，在外交上放弃了和平外交的手段，决心用强力来打破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与中国发生更多的关系。但是，道咸时期的清政府仍旧缺乏近代的民族国家意识，保留着天朝大国的空架子，继续推行着闭关自守的传统御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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