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接受西方事务,对付前所未有的变局,即所谓“今日夷务,在筹未然之防,兼救已然之弊”〔11〕。近代使节制度也终于在这一历史情境下被当作一种处理中外关系,解决中外矛盾的手段而步入它的尝试期。
二、痛苦的选择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要从中世纪的外交体制中走出来,采用西方的使节制度,选择和适应面临着重重困难。
首先,它是被迫的,非自愿的,这也是近代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近代使节制度产生于西方国家,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才被移植到东方世界。在西方,它是社会内部的发展滋生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而在东方则完全相反,它是在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侵略造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条件下迫不得已的痛苦选择,它是被当作救亡图存的一种手段而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即所谓“外患亟而使职重”〔12〕。因此,外因是它发展的前提。可是,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长期以来,无待外求,“诸边藩属文教,不如中国之懿美,时生倾慕,遂使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