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他们认为，派遣使节，虽然没有先例可循，“于礼制或有所乖”〔27〕，但是，当代中国的*形势已不同于往昔，中国面临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28〕，中外往来，已成不易之局，“若不预筹良法，为有备无患之谋”，“必致多方要挟”〔29〕，因此，“穷则变，变则通，此其时也”〔30〕。而在此时，“若不早事图维，绸缪未雨，设至甚于今日，际不可以收拾之时，更复何以为？”这样，他们就撕毁了传统文化所赋予的一层温情脉脉的封建面纱，大胆地避开了中国文化最重视的礼制问题，表现出一种迫切的变革心态和实用主义的行为意向，放弃了“华夷之辩”的最后一道关卡。但是，为了表明他们的观点并没有损害国体，又特别指出：“西洋诸国自立约后，遣使互驻，交相往来，各处皆然。”〔31〕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舍旧取新，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实在太艰难，太痛苦，但是，时势逼迫，不能因痛苦而拒绝选择，也不能因艰难而放弃选择。明知痛苦，而必须选择，这才是真正痛苦的选择。他们不得不承受舍弃从中可以获取特权和荣誉的旧体制的痛苦和选择利害未形的近代西方使节制度的惶恐，顺从历史发展的趋向，一步一步从传统的外交体制中艰难地走出来。唯一能够使他们的痛苦心灵获得某种安慰的是，移植西方使节制度被认为是解决近代中外矛盾的法子。

当他们认识到遣使的历史必然性，并且准备付诸实施时，遣使的尝试也就开始了，使节制度近代化的帷幕终于拉开了。

三、艰难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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