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尽管部分满族中央权贵和汉族地方大吏逐渐认识到了遣使的意义，但是，他们又认为，“知之非艰，行之维艰”〔32〕，因此，遣使之事，从筹议到举行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尝试阶段。

一方面，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具体的历史情境决定了清政府虽然必须推行使节制度的近代化，但又不可能采取快节奏。因为，它有昔日的荣光不可忘怀，又有历史的包袱不易遽弃，还有殖民主义侵略刺激了与其说是拒洋排外意识的发生，不如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民族主义意识的逐渐觉醒，因此，主持外交大计的奕ｘīｎ＠②、李鸿章等就必须向他们的支持者，同时也必须向反对遣使的保守官僚士大夫证明建立近代使节制度的意义，在统治阶级中间达成一种共识。而在这方面，历史已经明示，即使正确的认识也必须经受时间的考验，才能具有雄辩的说服力，堵住保守派的攻讦。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是在本土尚不完全具备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的情况下，而被西方的武力侵略所逼迫，从而走向近代国际社会的竞技场中的，因此，先天不足的毛病十分突出。在遣使方面就突出表现在缺乏适当的外交人才，不了解近代国际*，缺乏基本的近代外交常识等等。奕ｘīｎ＠②等在六七十年代就特别强调这些具体困难牵掣了遣使的举行。他们认为，“遣使一节，本系必应举行之事，止因一时乏人，堪膺此选，且中外交际，不无为难之处，是以明知必应举行，而不敢竟请举行，尚待各处公商，以期事臻妥协”〔33〕。甚至还暴露了他们对于得人之难的惶恐心情：“循分供职，中材亦知极称，沉几观变，知者亦有难周，非为守兼优，识力俱卓，洞悉洋情之员，转足见轻于外族，而贻患于事机。至于羁旅势孤，易为所胁，贪狡计出，挟以为质，流弊之端，在所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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