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他们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外关系中，由于西方国家向华遣使，而清政府却没有向西方派遣使节，已经对中国的权益造成了严重伤害。奕ｘīｎ＠②等在1866年奏请派遣斌椿代表团游历英国的奏折中指出了办理洋务而昧于外情的难处：“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18〕在1868年奏派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有约各国时，奕ｘīｎ＠②等就说得更为明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崛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切诘责，默为转移”〔19〕。言下之意，如果清政府能够破除陈见，也向西方列强派遣使节，中外之间就可能避免交涉中的许多麻烦，由仇雠变为盟友，缓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反之，一味深闭固拒，受害者不是西方，而是中国，“殊非长策”。〔20〕

第二，他们认为，只有向西方列强派遣使节，才可能打破中外之间的僵局，化消极为积极，化被动为主动，并从中获取种种好处。一是“奉使之员，既履彼土，相处切近，闻见逼真，其可以得彼国之动静，杜使臣之蒙蔽”〔21〕”，摆脱外交困境；二是“诚得其人，与之习处，宣布朝廷德意，备述中国礼教，使之因敬生羡，因羡生惮，……感化所至，于和好大局，甚有关系”〔22〕，把握外交的主动权；三是“洋人所恃者轮船之迅速，枪炮之精利，频年雇募洋人教之制器，或不能尽得其术，今久居其土，随带知巧之士留心学习，终必和盘托出，夺其所恃，而为我所长”〔23〕，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四是联络海外华侨，以成一体，“今得才略之臣，要结抚驭之，转为我用，则干城腹心，不劳招募而集，缓急均有所恃”〔24〕；五是只要“遴选体用悉备之人，见微知著，通变达权，善于其职，不但所至之国如镜鉴人，情状毕露，即各国使臣亦可笼络一气，指臂相助”〔25〕，并能促进中外之间的互相了解，消除隔阂，“籍通悃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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