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有侈心，自以为金瓯永固，无待舍旧而谋新。兼之其他强大之国，远隔重洋，相去辽阔，彼中兴亡得失，和战攻守，漠然不知，以至中国绝无留意于海外诸国之事者”〔13〕，也就是说，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和世界观本来就构成了向外学习的障碍。而在近代中国，西方侵略突如其来，不断地打击着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把中国从天朝大国的至尊地位上拽下来，推向被列强侮辱的痛苦深渊，这就犹如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近代中国人的民族狂热情绪，并且又很容易导向盲目排外的歧途，使得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倍加艰难。因此当一部分逐渐觉醒的中国人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并不能摆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困境，而只有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才能制夷时〔14〕；当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路上艰难跋涉时〔15〕；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却是无法摆脱的。正所谓“打脱牙，和血吞”〔16〕，不得不忍辱负重罢了。
其次，它逼迫统治阶级放弃在传统的外交体制下所享有的特权和殊荣，而又把中国置于一个没有安全可言的新世界之中，清廷上下因失落而痛苦，因不安而惶恐。
在传统的外交体制中，册封制度和贡使制度充分地表现了中国的至尊地位，统治阶级由此而获得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以天朝大国地位自居，对于周边地区的民族和国家是几分轻蔑，几分仁慈。在宗藩关系中，中国完全处居主动的一方。而近代西方的使节制度，在理论上标榜资产阶级的平等意识，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必须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国家主权不容伤害。两相比较，差别显然。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放弃前者而采纳后者，等于自撤藩篱，放弃特权，“张外夷之气焰，捐中国之威灵”〔17〕，因此，习惯于传统外交体制的中国人对于新旧两种外交制度的取舍态度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当然希望维护旧的，拒绝新的。一方面，旧的是中国的，新的是西方的，另一方面，旧的给他们以荣誉和骄傲，新的给他们以屈辱不安的感觉。但是，他们的愿望落空了，他们的梦破碎了。西方国家不但不接受中国的至尊地位，而且以武力为后盾，逼迫中国人放弃传统的外交制度，接受西方的外交制度，而且清政府也只能作出舍旧取新的历史选择，这就打破了中国人的“安乐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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