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中虽然态度动摇，剿抚不定，但是，他仍然感觉到来犯英人“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5〕，因此， “惟有会集各路官兵，一意进剿，设法进攻，扫除异类，务使片帆不返，尽数殄灭，方足以彰天讨而快人心。”〔6 〕尽管在实际上他也不得不于某种程度地接受西方，但是，这决非道光皇帝之所愿为，也非清延政策倾斜之重点。尽管清政府接受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但是，在统治阶级中口服心不服的心态，反而愈加膨胀，没有人去认真的检讨外交政策。

咸丰皇帝继位后，很想在内政外交上有所作为，对外政策趋向用强，对于西方使节提出的新要求，严排固拒，但也没有去认真地研究西方。例如，在1854年，咸丰皇帝在两江总督怡良关于新任美使表麦请求晋见皇帝而上的奏折中有这样的批示：“固不必激其另生枝节，尤不准迁就了事，万不能示之以柔，露有羁縻之形，适足启该夷之要求也”〔7〕。即使在1858年广州陷落，部分地方大员如直隶总督谭廷襄等奏请清政府能否将英、法所请通商、保教等事“先行办理，以解危机”〔8 〕时，他仍然严厉批评谭不识大体，指出“现在广东省城尚未交还，叶总督尚未送回，岂有不加罪反与加恩之礼？”并指出《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断难更改〔9〕。待到签约时， 咸丰皇帝指示中方代表：公使驻京，“为患最钜，断难允行。”〔10〕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在情势发生剧变时仍然坚持闭关自守的传统外交政策，没有对时代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

然而，道咸时期的闭关外交与乾嘉时期的闭关外交不一样，在乾嘉时期，由于国势鼎盛之形犹在，傲视西方仿佛还有本钱，因此，把西方使节当作贡使接待并不感到是在用损人利己的办法维护天朝大国的威严，好象东西中外的格局本来就该如此。而在道咸时期，大国梦在事实上已经开始破碎，因此，这时期的清政府仍以天朝大国自居，ｋēｎｇ＠①ｋēｎｇ＠①不与人交接，拒绝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就成了自欺欺人。而正是这种自欺欺人的骗术态度妨碍了道咸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西之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事实上已经不可避免时，清政府中比较务实的洋务派才以比较积极、主动、求实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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