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正如李鸿章所说：“近年奉诏迭次派员往泰西各邦通好，业与从前隔阂情形小异。……将来与之（即日本）定议后，似宜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遴委妥员带同江浙熟悉东洋情形之人往驻该国京师或长崎岛，管束我国商民，藉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49〕
第二，尝试是艰难的。清政府用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来摸索遣使的利弊得失，时间之长，本身就是尝试艰难的很好的注脚。东邻日本打开国门的时间比中国晚，而向外遣使的时间却比中国早，以中日互遣使节论，日本在1872年即向中国派遣副岛种臣为公使〔50〕。而清政府迟到1876年才有遣使日本之命，1877年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才到日本履任。中日两国对此作出的反应的快慢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富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国在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国际社会时反而为传统文化所拖累，节奏要慢得多。
第三，它表现了清政府欲以满人、旗人办外交，操持外交政柄的决心。三次尝试的重要人物斌椿、志刚是旗人，崇厚是满人，只有孙家毂是当时真正的“汉人”。但由于满人长期习于优闲的生活，洋务人才比较缺乏，而同文馆教育又不能骤解燃眉之急，因此，在1878年派遣崇厚为特使出使俄国，而不幸招辱后，满清政府也只好暂时放弃任用满人操持中国外交的打算。
注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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