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从而增加了遣使出洋的信心。但是，用外国人为使的负效应却表现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清政府非常震惊，再不敢在外交大政上假手于人。第一，由于中国代表志刚、孙家毂等不熟悉西方的外交程序，所以，访问、谈判等一切外交活动皆听蒲安臣的摆布，从而丧失了中国代表的主动权，背离了总署“专重中朝二使”〔47〕的初衷。第二，蒲安臣还有违训越权行为，在出使的第一站美国，即擅自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当美国公使劳文罗斯携约来华要求立即互换时，总署极感困窘，只好设词延宕。第三，礼节问题也并没有因为用外国人为使而获得妥善的解决，由于蒲安臣一行自始至终都实行西方的外交礼节，这就给西方列强在中外礼节的争论中打开了方便之门，外国驻华公使“因即援以为例”〔48〕，要求解决觐见问题。
从使节制度的近代化方面言之，由于用外国人为使发生了上述种种问题，清政府就不得不引以为戒，从中吸取教训。如果要真正从传统中走出来，就必须挣脱外力的影响，独立地行动。在遣使方面，就必须摆脱外国人的帮助和掣肘，采取正面行动，任用中国人为使。否则，就不能排除用外国人为使而产生的流弊，就有可能为守旧者制造攻击的口实，也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损害国家权益的恶果，从而也必将延宕非常难产的出使事业，这当然是主持外交大计的奕ｘīｎ＠②、李鸿章等所不愿看到的。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派遣刑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领一个陪罪使团前往法国道歉，是为第三次遣使尝试。
这次遣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清政府派遣了一个满族官员作为使团的首领，终于在遣使的主要方面摆脱了对外国人的依赖。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已经取得了遣使的初步经验，对于遣使具有比较充分的信心，同时，它又吸取了用外国人为使的教训，迟早得派中国人为使；另一方面，是因为此次遣使是应法国公使的强烈要求和外国公使附和而专往法国完成道歉的特殊使命，也只有任命中国人为使之一途。就主持者而言，尽管他们也感到此次出使是一种屈辱，但是，也正好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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