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指出，石达开在信中谄谀敌人之辞寥寥无几，没有表现出为个人乞求活命的丑态；但是，他哀求清朝统治者宽赦、遣散、收编、录用其部众，确是很不光彩的乞降行为。可以这样说：石达开虽无卖身求荣乞求个人活命之心；却有让部众投降受抚求生之念，白纸黑字，这是任何人无法抹煞的客观事实。 

第四段：“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请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即是三千之师，犹足略地争城；况数万之众，岂能束手待毙乎！特此寄书，希惟垂鉴。” 

石达开在信的结尾盼望骆秉章能“推诚纳众”，“以信服人”；对其所提出的请求尽快给予答复，并速命驾前来调处。不然的话，自己统率数万大军惟有拼死相斗，决不束手待毙。 

事实非常明显，石达开给骆秉章写信乞降，不是为了个人活命而出卖部属，而是想豁出自己的一条性命来保全部属。所谓石达开虚伪地打着“舍命全军”蒙骗部属的金字招牌，与敌人进行一桩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这种没有确据便遽然断言的主观忖测之辞，是经不起历史事实检验的。因为，这封信是写给敌人的；它并不是教育部众的公开告谕，也就根本不存在挂羊头，卖狗肉，蒙骗部属，进行肮脏交易的问题。 

对我国农民战争史上，象石达开这样的“好汉作事一人当”，义于部属的草莽英雄，不应苛责，这是对的。但是，对石达开的义气及其在穷途末路之时产生绝望情绪和宿命思想，以及对敌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却不应无原则地盲目赞誉。把石达开的义气讴歌为“光照人间”，“辉映日月”的“浩瀚之气”这种溢美之辞，把有缺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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