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复败投降被俘，这是确凿无疑的信史。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能否据此把石达开斥为变节乞降的叛徒呢？对石达开的气节和晚节应当怎样评说？ 

石达开的一生是充满着矛盾的，既是英雄的史诗，也是历史的悲剧；不仅有时表现甚好，发出璀璨的光彩；有时错误至大，留下灰暗的阴影；而且在同一时期也往往是伟大与渺小，天才与愚蠢，合理与荒唐交织；光荣与耻辱，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并存。我们从石达开拥兵出走时颁布的告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既要“惟矢忠贞志”，“勉报主恩仁”；又对天王极度不满，害怕“疑多将图害”；既想“灭妖”，又欲“归林”（《石达开告示》《太平天国资料》第6页。）。同样，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复败之时，既要捐躯报主，舍己全军，又悲观绝望，意志消沉；既低首下气地哀求敌人宽赦、收编其部属，又临刑不惧，从容就义，充分反映出石达开思想、行动的矛盾性。因此，评判石达开的功过是非，绝不能形而上学，主观片面地只扣一端，以偏概全，就一时一事之誉而盲目颂扬，美化他，断其为十全十美的英雄；也不能就一时一事之毁而痛骂备至，丑化他，判其为彻头彻尾的叛徒。对矛盾的历史现象，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客观的，全面的具体分析，是功不夸大，给予肯定；是过勿粉饰，严肃批判；功罪不相掩，瑕瑜俱见。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揭示历史人物的客观真相。 

应当指出：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受抚投降的现象是千差万别，极其错综复杂的。出于民族意识的支配，受抚投降后把斗争矛头指向他族统治者或外国侵略者；与醉心于攀龙附凤，投敌后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诈降与真降；策略性的暂时受抚，义旗复举；与叛卖性的永久投敌，甘为鹰犬；迫于无奈，利用受抚投降来保存实力或保全部众，与主动投机，以出卖革命作为个人飞黄腾达的*资本等等。这是多么明显的差异啊！难道能混为一谈，人妖不分，红黑不辨吗？在受抚投降的农民起义领袖中，固然有为了活命，苟且偷生的叛徒；也有为了救人，忍辱负重的壮士；固然有奴颜卑膝，乞求敌人饶命的软骨头，也有不诌谈事敌，慷慨殉难的硬汉子。二者显然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的。因此，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的受抚投降与叛徒投敌，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而一概否定。象石达开、李秀成、李开芳这样的太平天国英雄，在其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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