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梁发的《劝世良言》可能引起洪秀全对中国历史的某些联想。梁发少年时期读过三字经和四书五经，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有过一定的涉猎（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他后来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写了一些传道小书，但马礼逊认为他的著作染有中国的“异教色彩”。主要是，他有时引用中国儒家典籍中的名词、术语、典故来解释基督教教义。例如他宣传“神天上帝”所造的亚当、夏娃被蛇魔诱惑以前，“性本全善”，就引证说：“故曰‘人之初，性本善’。”又如他认为如果人人敬信真经圣道，不但可获长治久安，而且能使奸诈之徒改悔前非，“正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也。”又如他说，人之所以异乎万物，是因为能“合乎中庸之正，依乎真道而行”，“言忠信，行笃敬，虽蛮陌之邦亦要慎行之矣。”梁发还用“秦火尚不能焚三代之书，党锢且不能灭名臣之迹”这样的历史典故，来论证“神天上帝”之真道虽遭毁谤而终必晦而复明等等。《劝世良言》中引用的这些中国历史的、哲学的典故，虽然是零星的，并不系统。但对熟读中国经史的洪秀全，却很可能是一种触媒，引起他把“神天上帝”同中国历史联系起来的联想。
尤其是，梁发还引用中国儒家的经书论证“神天上帝”的权威。他说：“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自然而然之神，赫明普照，鉴察贤愚。”（《劝世良言》卷一，真传救世文，论元始创造男女二人违犯天条大律引灾难入世界。）这是借用和融合了《诗·大雅》中的“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一章和“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一章，以说明“神天上帝”无所不照的权威。他又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报应昭然，人所共知。”（《劝世良言》卷二，崇真辟邪论，论救世主耶稣降世之意。）这是《尚书·伊训》中的话，“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意谓“上帝”因人之善恶而降赐祸福。梁发直接间接地用关于中国“上帝”的典故来表达“神天上帝”的威权，这对于洪秀全是不可能不产生影响的。《天条书》就完整地引用了梁发片断引用的上述《尚书·伊训》中的话，来证明古代的中国和“番国”都是拜上帝的（《天条书》初刻本。《太平天国印书》第一册影印。按《印书》第一册《天条书》初刻本和第四册《天条书》重刻本，在编辑或出版时互有错乱。）；《太平诏书》中的《原道觉世训》也师承梁发，说“皇上帝审判世人阴□下民，临下有赫”，后来洪秀全还把“明明赫赫”四字刻入他儿子的玉玺中，以表明上帝的威灵（幼主玉玺全文：“太平天国玉玺。皇上帝基督带真主幼主作主。明明赫赫。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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