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分为9卷或3卷、4卷，约10万字（注：《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总39号）第1-141页，下面有关引文均见于此。）。该书大量摘抄西方基督教“圣经”的原文，并联系中国的人情风俗，阐述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书中大谈，天上只有一个“唯一真神”上帝耶和华，他惟我独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创造万物，主宰一切。只要崇拜上帝，便有福享；如不信从，就会遭受祸殃，要“追究其抗违之罪”，即使到了来生，也“决不饶恕”。该书宣称，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压迫者的“权”是“神”赋予的，违抗他们就是“抗神之例”，“自取罪罚”，百姓应该供养他们，敬畏他们，“该粮即还粮，该税即还税，该惧即惧，该敬即敬，无遗欠该负他人之债”。它用这种时而隐晦曲折、时而十分露骨的言辞，竭力为罪恶的剥削制度辩护。该书又扬言，“地上无实福，天上才有福”，还说要“安于天命”、“爱尔仇”等，而且标明其“大旨”，是“劝人勿贪世上之福，克己安贫，以求死后永享天堂之真福”，认为如果人人都能“遵信而行”，“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世界就可以“久安长治”。其“奥妙之深意”，就是要中国人民逆来顺受，不去反抗一切剥削和压迫。该书为了尊崇上帝，抨击儒、佛、道三教，其中对佛教和道教的抨击尤为激烈，而对于儒教的态度比较温和，甚至说“儒教所论仁义礼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略相符合”。显然，《劝世良言》这部书，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与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早期结合的产物。
洪秀全得到《劝世良言》这部书后，据载当年考试完毕遂将该书“携之回乡间，稍一涉猎其内容，即便置之书柜中；其时并不重视之”（注：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40页。）。可见，洪秀全对于具有西方文化内容的《劝世良言》刚开始时不感兴趣，《劝世良言》对他没有多少吸引力。
1837年，洪秀全又去广州应试，仍然未成。1843年，他再次前往广州赴考，还是落第回家。科举场上的连续失败，使他义愤填膺，根据流传的口碑资料，其时他回到家中，怒气未息，尽将书籍掷于地上，愤慨地说：“不考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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