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念于科举后的洪秀全，转而更加关心和注重社会现实。在鸦片战争后日益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时局环境的深刻影响下，他对社会的不满逐渐代替了科场*的不满。他经常慷慨激昂地抨击时政，将清王朝对“十八省”“中土”、“五万万兆之华人”的统治视为奇耻大辱，对鸦片战争以来金银外流、国困民穷的灾难深感痛心，为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拍案三叹。（洪仁玕：《英杰归真》，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761页。）他愤懑、苦闷、忧郁，苦苦思索能够拯救自己、拯救民族、拯救社会的方法。“救世”之念开始成为他思想意识上的主题。这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下层群众中的反清思想在洪秀全头脑中的特殊表现。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救世之念，此时尚未达到可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的程度，它还处于朦胧的酝酿状态之中，就如命运多蹇的犹太民族酝酿产生宗教救世主观念时一样。 

正是这种萌芽中的救世意识，使洪秀全对《劝世良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受到它的重大影响。《劝世良言》一书洪秀全早在1836年就得到了，可是当时他求功名心切，对此书稍一浏览便束之高阁；现在他却“潜心细读”，并因此而“大觉大悟”，（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46页。）其原因就是由于书中的某些内容符合了他的思想需要。 

《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的通俗性小册子，作者梁发编写此书的根本目的，是要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行径进行辩护，用基督教的精神浸染人心，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这无疑是反动的。但对这种反动性，洪秀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相反，他一开始就以自己思想需要的眼光来看待《劝世良言》，书中许多前所未闻的新东西和宗教救世精神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并从中受到启示。这部书宣传一神教，把上帝描绘成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比人间君王更加至高无上的自然神和人格神；宣称一切人类不分贵贱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有拜上帝的权力；反对偶象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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