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洪秀全的信教，是因为“觉得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永生快乐之希望”。（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46页。）这只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精神信仰，而不是出于明确的*目的。他最初的传教活动，还只是以好友、家人和族人为对象的普遍的宗教宣传活动，既无组织可言，也不是掩饰某种*意图的手段。他外出传教，是由于在本村受到了挫折，希望在外乡找到较多的拜上帝的信徒和获得对“先知”的尊敬，并没有预定的计划和确切的目的，更非宣传革命，寻找开创革命大业的根据地。他从广东珠江三角洲到广西贵县赐谷村沿途的活动，还只限于劝人皈依上帝、去恶从善的宗教宣传，并没有对群众进行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正因为如此，他受到了社会的冷遇，几个月的传教成绩微乎其微，受他感化而愿拜上帝的人并不多，就是这很少一部分人也不都是出于真心信教。同洪秀全一道外出传教的三人中，有两人早因“厌倦行程”半途而返；（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2页。）始终相伴的冯云山因与洪秀全“语言有拂逆”，（《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45页。）两人各奔东西，两年之中不通音信。这也证明洪秀全等人的外出传教并不是有组织地发动农民起义。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洪秀全当时不仅不可能想到发动农民起义，而且与正在开展的群众斗争无论在认识或行动上都有相当的距离。他没有投身于广州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爱国斗争，相反还在1847年去广州外国传教士那里阅读圣经，企求洗礼，被派往乡下布道。他与两广频繁不断的会党活动几乎没有联系，反而向群众宣扬“安贫”、“戒杀”，反对所谓“聚党横行”。（《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2—13页。）他还不相信农民起义能成大事，他对自己传教救世的方式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由于救世意识是洪秀全拜上帝的思想基础，就使他的宗教活动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活动，而且是一种对社会具有影响的活动。他也的确由于拜上帝，一开始就与周围的社会发生了冲突。迷信的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