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对洪秀全的拜上帝表示了一种本能的怀疑和敌视，指责他干“疯狂愚蠢之事”。（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0页。）他因不拜孔子而失掉了教席，更因不肯遵嘱歌颂偶象而与乡村父老发生了纠纷。但这种逆境并未使他沮丧和屈服。尽管他的基督教知识还是这样肤浅，以致于时而“以纸书上帝之名”而拜之，时而“用香烛纸帛以拜上帝”，（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8页。）却并不妨碍他信教的决心，传教的勇气。他的宗教*与其说是来自对于宇宙间至善至美的上帝的崇敬，不如说是来自对于人世间至深至重的苦难的悲愤。惟其如此，他才开始对中国旧的神权、族权等等表示了一种不妥协的反抗态度。他象过去执着地追求功名一样，狂热地宣扬上帝，为此他宁可牺牲自己的教席、名誉、与亲朋戚友的情感、对家乡故土的眷念；他要做救苦救难的布道者，要为自己的救世理想而奋斗不息。这个理想推动他从家乡一隅走向广阔的社会，深入广大下层群众。因此，在此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救世意识不仅是洪秀全拜上帝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后来与农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相结合的思想基础。
二、布道理论是吸收、改造耶教和儒学的产物
从1845年起，为了更好地传教救世，洪秀全开始了拜上帝理论的创立工作，先后写下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章，形成了他的布道理论（我们将此称作“布道理论”，是根据洪秀全撰写这些文章的目的用意，在于用“正道”来救世觉民）。如果说，救世意识是洪秀全早期思想的胚胎，那么，布道理论则表明了他早期思想的成熟。
从思想渊源来看，洪秀全的布道理论与基督教和儒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根据自己的救世需要，从耶教和儒学中分别吸取了思想资料。从基督教中主要接收了关于上帝是真神、偶象是妖魔、人皆上帝子女、耶苏降生救世等教义；从儒学中主要采用了三代之世、大同理想、贤人正德等观念。并进一步用中国的历史传统比附基督教教义（如证明三代皆拜上帝），用基督教教义渲染儒家思想（如将“正人正己”涂上“天条”“天诫”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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