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改变它的实质内容。历史上，从基督教教义中引伸出*平等结论的情况是有的，它曾出现于十六世纪以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它是以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改革旧的生产关系，新阶级的产生要求改变旧的*制度，作为必要的基础和前提。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还没有这种基础和前提，光凭《劝世良言》的小册子和个人的救世意识，洪秀全决不会成为“*平等”思想的先驱。恰恰相反，在他的文章中，我们一再看到*不平等的思想。如《百正歌》中的“真正作公作侯”；《原道醒世训》中的“王者不却众庶”；《原道觉世训》中的“君王之官府，是其亲手设立调用，故能辅君王以治事也”，“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后来在《天条书》中又说，对于上帝，“君狂是其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强暴是其顽子”。（《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4—26页。）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说明，洪秀全早期的*思想仍然是封建等级思想，“*平等”不符合他的“正道”。
对于未来社会，洪秀全引用了《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段著名的话来描绘他的新世界，并且运用基督教教义对古老的大同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主张中外同奉皇上帝为大共之父，以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他的这种思想是否象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具有“经济平等”的意义呢？这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最早记载于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大同思想，是古代思想家对远古无阶级社会的一种理想化的描绘，是针对所谓“天下为家”的私有制小康社会的种种弊病而提出来的。不言而喻，这种描绘具有空想的性质，即使对原始*社会而言，这种描绘也并不真实。同时，这种大同思想并未明确地谈及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它所涉及的经济思想，只是一部分分配社会财富的方法，而这种以平均为特征的分配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如果不是指小农经济的私有制，那么只能意味着更加落后的原始共耕制。这距离近代的“经济平等”是相当遥远的。诚然，大同思想中所描述的某些无阶级社会都会具有的共同特征，包含着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否定因素，给予人们一种对于人类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宝贵遗产，引起历代思想家的注意和重视。但是，大同思想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实际意义，对不同的思想家也有着不同的启示作用。例如在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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